前陣子江國慶確定冤死的新聞沸沸揚揚地被報導出來
讓我再度思考了死刑存廢與否的問題
並非試圖要說服任何人改變立場
只是想在此拋出一些不同的角度與思考
面對生命權的限制或剝奪、
台灣司法體制的缺陷不全
以及對於所謂正義的理解與討論等
以上種種議題已不單是以暴制暴的法律觀點
還包括了憲法對人權的保障、生命的存在形式、
法律對受害人的支持配套措施與法庭審理制度的改善監督等問題
死刑的背後是哲學的、法學的、政治的
甚至是媒體傳播學交織而成的一頁權力互動史
主流的多數暴力能否剝奪少數人的生命權
而加害者要求的並不是寬容或釋放
只是繼續活著的權利
關於減刑或假釋的制度可以修正從嚴
至於終身監禁的耗費不妨從減少冤獄賠償的開支中提撥
不要讓死刑轉移了對司法疏失與輔助被害人的關注
生命固然可貴
但殺戮恐怕更為艱難
這是我看完整本書後最深刻的感想
僅附上此書作者張娟芬的自序
希望讓大家多一些不同觀點的激盪
(徐秋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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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經，我對死刑沒有定論。因為寫《無彩青春》，我認識了一些司改會的朋友，他們邀我去參加一個關於死刑的讀書會。我知道他們反對死刑，所以事先聲明：「我還沒決定喔。」他們說：「沒關係。」
那時候他們叫做「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簡稱「替死聯盟」；讀書會，順理成章的叫做「替死讀書會」。
有一次我們看《鐵案疑雲》。那電影是說幾個反死刑的運動者，密謀策劃了一件假的謀殺。凱文史貝西假裝姦殺了他的女性朋友，他們把犯案過程錄下來，證據也都齊全，果然被判死刑。執行了以後，錄影帶的另一部份才被寄到一位記者手上，原來那名女子是自殺的，凱文史貝西並不是兇手，但他已經被當作兇手處決了。真相是：那位女子已經癌症末期，死期可待；而凱文史貝西因為被學生誣告而丟了教職、家庭破碎。這兩位反對死刑的戰友，各自有不想活的理由，遂把自己剩餘的生命捐出來，告訴大家「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而且等到你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參加讀書會的人未必彼此熟識，但顯然大家都過得不錯，看了《鐵案疑雲》，人人面面相覷，「反死刑要反到那樣啊……？？？」我們發現我們都不願意「替死」，所以開玩笑扯來扯去，讀書會就改名叫做「怕死讀書會」了。
「怕死讀書會」教了我很多事。我對死刑有疑問，但我對於反對死刑也有疑問；而「怕死讀書會」最難得的，就是提供一個友善而開闊的思考空間。沒有人催促我趕快選邊站，也沒有人責怪我怎麼政治不正確；大家就真的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與想法拋出來，互相聽一聽，自己想一想。在這樣的滋養與激盪中，我寫出這本文集裡的第一篇〈殺戮的艱難〉（2005年）。
2
寫了〈殺戮的艱難〉以後，更進階的問題冒出來了：理念歸理念，那現實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案子在台灣被判死刑？我訪問了一個死刑犯人，寫成了這本文集的第二篇〈繞著死刑走一圈〉（2006年）。
為什麼是鄧武功？我挑了他，只因為他不要協助，要死。我挑他也因為我不想刻意挑一個惡性特別重或特別輕的；就只是隨機地，挑一個。沒想到那訪談裡頭卻藏著某種很有力道的東西，我回來簡直下筆不能自休。我寫東西向來慢，通常要像擠牙膏一樣，而且還是那種根本已經用完了的牙膏。跟鄧武功談過以後卻竟然不是，想法奔騰流瀉而出，成為一個少見而珍貴的寫作體驗。
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卻很有感覺。大約是見證了一個人把他的人生弄壞了，如此真實。日後雖更深刻地感受到死刑議題的力道，但是這個力道的初體驗，是鄧武功。
3
這個訪談經驗，後來不時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呼應，例如《為愛朗讀》。那是一個法律學者麥克與納粹戰犯韓娜之間的故事。麥克年少時巧遇中年女子韓娜並發展戀情，多年以後在法庭上，他赫然發現她曾經在納粹集中營裡擔任守衛。年輕的法律學者迷惘了，過去的愛戀他還記得，可是她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冷血的事情呢？他在小說裡喃喃地獨白，他想要譴責她，卻也想要理解她，但這兩件事情互相衝突。
這樣的兩難，我了解。我清楚的記得，當我想到死囚處境的艱困與孤寂時，我感到同情；但這個同情隨後受到理性的控管，我覺得如果我對罪犯有過量的同情，就是對於受害者的不敬。與《為愛朗讀》裡的麥克一樣，我想要尋找一種符合正義觀的方式去理解罪犯。不是不帶價值判斷；他們犯了罪殺了人，我面對他們的時候，不願意有一時半刻假裝沒有這回事。我帶著一定程度的價值判斷，但亦留存一定的空間，想知道他怎麼了。理解不是為他脫罪，不是為他申辯；是看看能不能在訪談中稍微靠近他一點，把他心裡深一點的感受表達出來。
納粹罪犯韓娜最後誠心悔過，選擇自殺，然而她的醒悟，來自獲得知識啟蒙之後的內心譴責，而不是外加的重刑。這個故事犀利地呈現出刑罰與審判的有限性。於是我寫了〈我只願意為妳朗讀〉（2009年）。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寫在死刑爭議爆發之前，而其論述形式，或多或少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我覺得這個議題就該這樣談——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邊站的遊戲。死刑議題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正義觀、人性論，也牽動深刻的情緒。討論死刑，需要比其他議題更大的思考空間，以及更長的醞釀時間。誠懇而開放的討論態度，更不可少。
4
2010年，對於廢死運動來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第二部分的文章，就寫於這個巨變之中：在執行壓力高張的時刻、在名嘴喊殺的時刻、在槍聲響起的時刻、在釋憲不受理的時刻。這一系列短文明顯有著介入社會對話、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倒常見與時間賽跑的急切。
在2010之前，死刑始終是個冷門議題，廢死聯盟辦了兩屆「殺人影展」、出小冊子、在報紙上投書、做網站。這些與大眾對話的企圖，雖然一步一步地進行著，但還是淹沒在資訊的海洋裡。這種感覺，所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應該都很熟悉：最草根的那些努力，是不會被看見的，因為媒體不會報導。
2010年，死刑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一般炸開了。報紙頭版（甚至連續好幾個版）、電視新聞（每個小時，同一件事情說了又說）、談話性節目，都是死刑議題；大街小巷裡，隨便坐下來吃個飯，都會聽到隔桌在討論死刑。
這個議題得到關注，我們求之不得；但是，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卻急速地壓縮。支持死刑的聲音是民意的主流，這並不意外，輿論偏向死刑也無可厚非；但是，台灣現行的死刑制度還有很多缺失，媒體全不報導，社會大眾也不在意。令我擔憂的不只是媒體傳遞的片面訊息，更是台灣社會全面保守化的趨向：一時之間，肅殺之氣已經淹過了喉嚨，我們得踮起腳尖才能勉強讓頭高過水面，而嚴寒已經使我們周身冰涼。
在2010年，「慈悲」是罵人的話，意思是你假慈悲；「清高」的意思是「沽名釣譽」，「有愛心」的意思是愛心用錯地方，「高尚」的意思是假道學；「寬容」引來詛咒，「理想」引來訕笑。所有以前被重視的美德，現在都伴隨著唇邊的一抹不屑；「庶民」對國家的信任，也臻於頂點。
2010年，因此成為這本文集的分水嶺。第一部份在山那頭，我是一個思考者：我提出對死刑的質疑，期待這樣的擾動可以促成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我並不急於抵達某個思考的終點，也不以為我已經擁有終極的答案。第二部分在山這頭，我是一個行動者，我看到現行的死刑制度違背正義，但是執行卻已經箭在弦上；殺了一批以後，還打算殺下一批。作為一個民主政體裡的公民，我有無法迴避的道德義務，要大聲疾呼：慢點殺！
5
我還有第三個角色，就是記錄與見證。
死刑的爭議，到了五月底大法官會議不受理廢死釋憲，差不多大勢底定。兵荒馬亂的忙了一場，我們有太多話來不及說，太多事情來不及解釋，日子就在搶救、搶救、搶救之中過去。我當初參與的「替死聯盟」，已經改名為「廢死聯盟」；我也從一個游離分子，變得越來越涉入。在廢死聯盟最被妖魔化的時刻，除了並肩作戰以外，實沒有別的選擇。謾罵攻訐，我們可以靜待群眾冷靜下來；但更多更根本的誤解，例如把聲請釋憲當作是「傲慢」、「不尊重民意」，則是需要釐清的大是大非。因此我寫〈廢死釋憲的折返跑〉，回顧廢死聯盟如何透過釋憲，提出對台灣死刑制度的總體檢。
媒體在這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我寫〈媒體的廢死觀點〉，用新聞學的「框架理論」來分析，這段時間媒體報導著重什麼、忽略什麼。這兩篇長文，寫於死刑風波稍歇之時，細細記錄廢死運動的足跡，以為歷史見證。這是文集的第三部分。
新聞淡了，成為歷史。但是曾經燃燒的生命，不會只留下灰燼。2010是轟轟烈烈的一年，或許您我都曾經隨著媒體的激情報導，而情緒起伏。於年末出版這一冊小書，不只是要留住燃燒時發出的光與熱，更希望台灣社會對死刑的思考不要停滯。
對於一個嚮往正義的人，死刑多少構成一種誘惑。如果您還沒決定要支持還是反對死刑，如果您心裡還是有七個支持與八個反對死刑的理由，老實說，我覺得很正常。但是下次輿論又喊殺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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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娟芬, 死刑存廢, 殺戮的艱難
詩人夏宇同時也是作詞人李格弟
之前至花蓮參加2009太平洋詩歌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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