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標籤 ‘死刑存廢’

死生亦大矣:《殺戮的艱難》觀後感

2011年2月17日

kill

前陣子江國慶確定冤死的新聞沸沸揚揚地被報導出來
讓我再度思考了死刑存廢與否的問題
並非試圖要說服任何人改變立場
只是想在此拋出一些不同的角度與思考

面對生命權的限制或剝奪、
台灣司法體制的缺陷不全
以及對於所謂正義的理解與討論等
以上種種議題已不單是以暴制暴的法律觀點
還包括了憲法對人權的保障、生命的存在形式、
法律對受害人的支持配套措施與法庭審理制度的改善監督等問題

死刑的背後是哲學的、法學的、政治的
甚至是媒體傳播學交織而成的一頁權力互動史
主流的多數暴力能否剝奪少數人的生命權
而加害者要求的並不是寬容或釋放
只是繼續活著的權利

關於減刑或假釋的制度可以修正從嚴
至於終身監禁的耗費不妨從減少冤獄賠償的開支中提撥
不要讓死刑轉移了對司法疏失與輔助被害人的關注
生命固然可貴
但殺戮恐怕更為艱難
這是我看完整本書後最深刻的感想

僅附上此書作者張娟芬的自序
希望讓大家多一些不同觀點的激盪
                                                                                                                                                                               (徐秋玲老師)

*******************************************************************************************

1

  曾經,我對死刑沒有定論。因為寫《無彩青春》,我認識了一些司改會的朋友,他們邀我去參加一個關於死刑的讀書會。我知道他們反對死刑,所以事先聲明:「我還沒決定喔。」他們說:「沒關係。」

  那時候他們叫做「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簡稱「替死聯盟」;讀書會,順理成章的叫做「替死讀書會」。

  有一次我們看《鐵案疑雲》。那電影是說幾個反死刑的運動者,密謀策劃了一件假的謀殺。凱文史貝西假裝姦殺了他的女性朋友,他們把犯案過程錄下來,證據也都齊全,果然被判死刑。執行了以後,錄影帶的另一部份才被寄到一位記者手上,原來那名女子是自殺的,凱文史貝西並不是兇手,但他已經被當作兇手處決了。真相是:那位女子已經癌症末期,死期可待;而凱文史貝西因為被學生誣告而丟了教職、家庭破碎。這兩位反對死刑的戰友,各自有不想活的理由,遂把自己剩餘的生命捐出來,告訴大家「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而且等到你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參加讀書會的人未必彼此熟識,但顯然大家都過得不錯,看了《鐵案疑雲》,人人面面相覷,「反死刑要反到那樣啊……???」我們發現我們都不願意「替死」,所以開玩笑扯來扯去,讀書會就改名叫做「怕死讀書會」了。

  「怕死讀書會」教了我很多事。我對死刑有疑問,但我對於反對死刑也有疑問;而「怕死讀書會」最難得的,就是提供一個友善而開闊的思考空間。沒有人催促我趕快選邊站,也沒有人責怪我怎麼政治不正確;大家就真的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與想法拋出來,互相聽一聽,自己想一想。在這樣的滋養與激盪中,我寫出這本文集裡的第一篇〈殺戮的艱難〉(2005年)。

2

  寫了〈殺戮的艱難〉以後,更進階的問題冒出來了:理念歸理念,那現實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案子在台灣被判死刑?我訪問了一個死刑犯人,寫成了這本文集的第二篇〈繞著死刑走一圈〉(2006年)。

  為什麼是鄧武功?我挑了他,只因為他不要協助,要死。我挑他也因為我不想刻意挑一個惡性特別重或特別輕的;就只是隨機地,挑一個。沒想到那訪談裡頭卻藏著某種很有力道的東西,我回來簡直下筆不能自休。我寫東西向來慢,通常要像擠牙膏一樣,而且還是那種根本已經用完了的牙膏。跟鄧武功談過以後卻竟然不是,想法奔騰流瀉而出,成為一個少見而珍貴的寫作體驗。

  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卻很有感覺。大約是見證了一個人把他的人生弄壞了,如此真實。日後雖更深刻地感受到死刑議題的力道,但是這個力道的初體驗,是鄧武功。

3

  這個訪談經驗,後來不時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呼應,例如《為愛朗讀》。那是一個法律學者麥克與納粹戰犯韓娜之間的故事。麥克年少時巧遇中年女子韓娜並發展戀情,多年以後在法庭上,他赫然發現她曾經在納粹集中營裡擔任守衛。年輕的法律學者迷惘了,過去的愛戀他還記得,可是她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冷血的事情呢?他在小說裡喃喃地獨白,他想要譴責她,卻也想要理解她,但這兩件事情互相衝突。

  這樣的兩難,我了解。我清楚的記得,當我想到死囚處境的艱困與孤寂時,我感到同情;但這個同情隨後受到理性的控管,我覺得如果我對罪犯有過量的同情,就是對於受害者的不敬。與《為愛朗讀》裡的麥克一樣,我想要尋找一種符合正義觀的方式去理解罪犯。不是不帶價值判斷;他們犯了罪殺了人,我面對他們的時候,不願意有一時半刻假裝沒有這回事。我帶著一定程度的價值判斷,但亦留存一定的空間,想知道他怎麼了。理解不是為他脫罪,不是為他申辯;是看看能不能在訪談中稍微靠近他一點,把他心裡深一點的感受表達出來。

  納粹罪犯韓娜最後誠心悔過,選擇自殺,然而她的醒悟,來自獲得知識啟蒙之後的內心譴責,而不是外加的重刑。這個故事犀利地呈現出刑罰與審判的有限性。於是我寫了〈我只願意為妳朗讀〉(2009年)。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寫在死刑爭議爆發之前,而其論述形式,或多或少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我覺得這個議題就該這樣談——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邊站的遊戲死刑議題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正義觀、人性論,也牽動深刻的情緒。討論死刑,需要比其他議題更大的思考空間,以及更長的醞釀時間。誠懇而開放的討論態度,更不可少。

4

  2010年,對於廢死運動來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第二部分的文章,就寫於這個巨變之中:在執行壓力高張的時刻、在名嘴喊殺的時刻、在槍聲響起的時刻、在釋憲不受理的時刻。這一系列短文明顯有著介入社會對話、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倒常見與時間賽跑的急切。

  在2010之前,死刑始終是個冷門議題,廢死聯盟辦了兩屆「殺人影展」、出小冊子、在報紙上投書、做網站。這些與大眾對話的企圖,雖然一步一步地進行著,但還是淹沒在資訊的海洋裡。這種感覺,所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應該都很熟悉:最草根的那些努力,是不會被看見的,因為媒體不會報導。

  2010年,死刑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一般炸開了。報紙頭版(甚至連續好幾個版)、電視新聞(每個小時,同一件事情說了又說)、談話性節目,都是死刑議題;大街小巷裡,隨便坐下來吃個飯,都會聽到隔桌在討論死刑。

  這個議題得到關注,我們求之不得;但是,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卻急速地壓縮。支持死刑的聲音是民意的主流,這並不意外,輿論偏向死刑也無可厚非;但是,台灣現行的死刑制度還有很多缺失,媒體全不報導,社會大眾也不在意。令我擔憂的不只是媒體傳遞的片面訊息,更是台灣社會全面保守化的趨向:一時之間,肅殺之氣已經淹過了喉嚨,我們得踮起腳尖才能勉強讓頭高過水面,而嚴寒已經使我們周身冰涼。

  在2010年,「慈悲」是罵人的話,意思是你假慈悲;「清高」的意思是「沽名釣譽」,「有愛心」的意思是愛心用錯地方,「高尚」的意思是假道學;「寬容」引來詛咒,「理想」引來訕笑。所有以前被重視的美德,現在都伴隨著唇邊的一抹不屑;「庶民」對國家的信任,也臻於頂點。

  2010年,因此成為這本文集的分水嶺。第一部份在山那頭,我是一個思考者:我提出對死刑的質疑,期待這樣的擾動可以促成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我並不急於抵達某個思考的終點,也不以為我已經擁有終極的答案。第二部分在山這頭,我是一個行動者,我看到現行的死刑制度違背正義,但是執行卻已經箭在弦上;殺了一批以後,還打算殺下一批。作為一個民主政體裡的公民,我有無法迴避的道德義務,要大聲疾呼:慢點殺!

5

  我還有第三個角色,就是記錄與見證。

  死刑的爭議,到了五月底大法官會議不受理廢死釋憲,差不多大勢底定。兵荒馬亂的忙了一場,我們有太多話來不及說,太多事情來不及解釋,日子就在搶救、搶救、搶救之中過去。我當初參與的「替死聯盟」,已經改名為「廢死聯盟」;我也從一個游離分子,變得越來越涉入。在廢死聯盟最被妖魔化的時刻,除了並肩作戰以外,實沒有別的選擇。謾罵攻訐,我們可以靜待群眾冷靜下來;但更多更根本的誤解,例如把聲請釋憲當作是「傲慢」、「不尊重民意」,則是需要釐清的大是大非。因此我寫〈廢死釋憲的折返跑〉,回顧廢死聯盟如何透過釋憲,提出對台灣死刑制度的總體檢。

  媒體在這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我寫〈媒體的廢死觀點〉,用新聞學的「框架理論」來分析,這段時間媒體報導著重什麼、忽略什麼。這兩篇長文,寫於死刑風波稍歇之時,細細記錄廢死運動的足跡,以為歷史見證。這是文集的第三部分。

  新聞淡了,成為歷史。但是曾經燃燒的生命,不會只留下灰燼。2010是轟轟烈烈的一年,或許您我都曾經隨著媒體的激情報導,而情緒起伏。於年末出版這一冊小書,不只是要留住燃燒時發出的光與熱,更希望台灣社會對死刑的思考不要停滯。

  對於一個嚮往正義的人,死刑多少構成一種誘惑。如果您還沒決定要支持還是反對死刑,如果您心裡還是有七個支持與八個反對死刑的理由,老實說,我覺得很正常。但是下次輿論又喊殺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

延伸閱讀:死刑與反死刑/關於殺戮的艱難

好書登場, 散文, 秋玲老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