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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瞭解作家，可以更瞭解作品？細究其實不然。西方最偉大的文學中，寫史詩的荷馬，有沒有這個人都存疑。莎士比亞的劇本，也很多人懷疑到底是誰寫的。在中國，誰又真的認識施耐庵、吳承恩？正因為作者不詳，所以作品可以容納的解讀越豐富。

 

探尋靈感運作的奧秘

到底是「作品不屬於作者」，還是「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兩種說法其實並不矛盾。固然，我們可以不知設計師是誰，一樣欣賞金字塔或麥田圈；不知創造者是誰，一樣讚嘆一朵無名的小花或一牆塗鴉。但是，人的好奇心是無窮的。面對有名有姓的創作，我們難免會想要探究，曹雪芹和賈寶玉，有幾許異同；莫札特到底是玩世不恭的唐喬凡尼，還是純情的塔米諾王子；而梵谷困窘的生活，又是如何讓色彩燃燒。因為這都關乎創造的奧秘。

然而奧秘是不可能被揭露的，因為連創作者自己也不盡瞭解。瘂弦說詩的靈感「夜半來，天明去」，不可捉摸；商禽往往在散步時得詩，但多少人天天在走詩人的同一條山路，怎麼卻一無所獲？畢卡索曾應法國導演克魯索（Henri-Georges Clouzot）之邀，在鏡頭前作畫，完成曠世奇片《畢卡索的秘密》（Le mystère Picasso , 1956）。但看過的人，又何曾真能理解畢卡索的秘密？

所有對於創作者的研究、傳記，都試圖將現實和作品連接起來，無論是凸顯其間有多少雷同的類比、或是有多大反差的對照。我們渴望知道那精心雕琢的作品背後，是由怎樣無法精雕細琢的人生所餵養。在好奇心底下，書迷跟流行歌手的粉絲其實沒有兩樣。只是八卦雜誌無法滿足我們，我們需要深入作家的靈魂，探看靈感是如何作用的。

 

撐竿一跳紀錄片

或許，會喜愛文學、藝術的人，都有某種懶。懶得去實地體驗、理解，而希望得到別人整理好的精彩結論。但是一旦得到了，又會有點不平：為何我體驗不到，或明明體驗到卻說不出口，作家、藝術家卻能從容道出。他們到底有什麼三頭六臂？對作者的好奇，油然而生。知道他們如何歷經千辛萬苦，十年一劍，彷彿就可以寬慰自己的無能。

紀錄片就在這裡撐竿一跳，越過了藝術品，直抵作家本身、及其所取材的現實。紀錄片的長處，不是文字所能為的深度論述，而是人物、空間、聲音與光影的魔法。不可能鉅細靡遺照顧作家的每一面向，或深入每一部作品，而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展佈這位作家生命與作品交織出最讓人難忘的片羽吉光。有點像黃粱一夢，只不過，紀錄片通常開始於夢醒之時。這是紀錄片無可避免的宿命──它只能是追挽真實的手勢，而無法真的捕捉到當下的真實。我們無法回到英子在城南玩耍的時代，只能目睹今日景物全非的北京。無法重睹五陵年少、意氣風發的余光中，只能面會一位和藹的睿智老人。紀錄片於是更像在遺址上搭建神殿，透過本人與親友的追述，重新詮釋──而非再現──某個逝去的時空。

在夢醒後釋夢，影像的能耐，自然和文字的詮釋，大相逕庭。文字只能敘述想像，影像卻可以呈現真實。這是藝術紀錄片最誘人的地方。作者的現身說法，無論如何比演員的扮演，有說服力得多。然而同時，作家不是演員，有時演自己還不見得演得好，尤其在攝影機的「脅迫」下，不自覺的武裝，在所難免。紀錄片的成敗，於是也在於導演能否誘導作家「入戲」，讓原本分離的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可以在鏡頭前合體。所以紀錄片的拍攝無法急就章，有夠多時間與被拍攝的對象相處，才能建立彼此的默契，讓對方放下心防，袒露出不假遮掩的本色，甚至願意進入、回到那個創作時的內在自我中去。有時，合作還不夠，必須像精彩的辯論一樣，你來我往，相互角力，才能激發「對手」的實力。所以，之於對象的「尊重」，對一部紀錄片而言，往往是不夠的。導演採取的高度，往往決定了對手回應的高度，也決定了影片的高度。

 

影像如何呼應文風

去年朱全斌、韓良露為陳映真拍攝的紀錄片《聖與罪：陳映真文學與人生救贖》，以精準的觀點和精緻的製作，為文學家紀錄片樹立了一道標竿。今年由行人出版/目宿媒體規畫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六部紀錄片，又是企圖不凡的一次試驗，為六位不同風格的作家：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楊牧、王文興，做了深入的採訪與紀錄。有了時間、有了周全的前期規劃、有了深具企圖心的導演、有了作家的配合，萬事具備，我們就可能期待，窺見靈感出現的奇蹟。一整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聲音，能不能透過影像，讓我們親炙？

這六部影片普遍採用了大量的訪談（作家本身、親友、評論者、後輩粉絲……）、時代的歷史影像、作家行止的實地探訪、以及作品的再現──再現方式則從誦讀、劇場演出、到動畫，不一而足。這些並不脫一般傳記紀錄片的典型手法，但由於拍攝者長期深耕，敘事與觀點也獨具隻眼，質感和一般報導影片，遂有了明顯的差別。

其中最困難的，應該是林海音的紀錄片《兩地》。林先生已經過世，導演楊力州大量採用作家從前返回北京城南的影像資料，對照現今作家女兒夏祖麗重訪故地的影像，重重回溯，建立起多層次的真實感。更令人驚豔的，是以橫幅捲軸方式敘述呈現的動畫小說，比起《城南舊事》的電影版更為巧妙動人。

最難以影像詮釋的文學世界，則應該是楊牧。楊牧的日常生活相當規律，文字則相應地收斂婉約。詩人幼時出身花蓮的印刷廠，大半生隱身學院，人世的驚濤如在隔岸。曾經激烈的文體開拓，在創作長流中難免為其抒情本質所掩。導演溫知儀《朝向一首詩的完成》以詩般影像回應楊牧的內在世界，佐以戲劇場景模擬作家兒時難忘的片刻時光。詩人讀詩的聲音不時轉化為後輩詩人、與導演自身讀詩的聲音，幽微的美感差異，在其間次第浮現。

對於余光中這樣一位「著作等身」的多面向文人，導演陳懷恩大膽地採取他年輕時期的文章〈逍遙遊〉作為主軸，一方面細數作家的畢生經歷和風格變遷，一方面真實拍攝作家到大陸遊覽、與在高雄定居的各種情景，兩相對照，「逍遙」心魂自然貫穿其間。與上追李杜的壯志相比，詩人日常隨機的幽默，更加可愛，也更能凸顯文如其人的達觀與從容。導演迴避了作家在文壇論戰的爭議事端，聚焦於生活與景致，優雅而層次豐富的攝影，也呼應了作家文字的流麗。

相較之下，陳傳興記述鄭愁予的《如霧起時》，顯得別有用心。除了刻畫詩人自幼的顛沛流浪，也藉著從大陸、台灣、到美國的意外人生歷程，張譜出時代的脈絡。大量的歷史影像回顧，為這位大眾印象中的抒情詩人，挖掘出豐富的生命底蘊。抒情詩行和畫面時而協調、時而衝撞，例如以閱兵隊伍對比詩的撿字排版，拿夜市叫賣對照詩的優雅聲韻，詩與現實的意義彼此更為豁顯，可說是不著痕跡「夾議夾敘」的傑作。

林靖傑《尋找背海的人》透過新生代小說家伊格言的眼光為引，拍攝王文興。王文興的特立獨行，舉世罕見。他提倡「精讀」、身體力行「慢寫」，而極度自然主義風格的語言追求，竟成就最為突兀費解的小說文體。導演先以法國譯者對作家生平與時代的介紹開頭，讓觀眾意識到他們即將面對一位舉世崇敬的人物，然後再穿插動畫、表演，表現不同時期作品的片段。動畫筆觸鮮明，相當能呼應王文興處處設障的文筆；舞台演出的《家變》又近乎表現主義般強烈，思古地重現了紀州庵故居的生活空間。

更令人震撼的是，片中以監視攝影機的角度，偷窺般拍攝到王文興的創作過程。王文興多次自述他喜以筆在稿紙上打拍子、畫曲線，然後再以文字「翻譯」其音樂節奏與畫面線條的獨特創作方式。然而，在影像紀錄下，那苦思的狀態顯得何等激動、暴烈，令人震怖。那似乎是作家自己也無從意識的一個深淵，藉著寫作才得以釋放出來。

這種十分內在的創作儀式紀錄，確是可遇不可求的，卻真能表現文學既神秘又珍貴的質素。作家苦行僧般為創作而活在獨特的狀態裡，無論是周夢蝶與王文興的儉樸、余光中與鄭愁予的浪遊，或是家人貼心呵護楊牧午睡的習慣，都是一種視創作比生活更重要的執著。林海音在風聲鶴唳的年代，為了鼓勵年輕作家，不惜風險刊登她喜愛的篇章，則更是將傳述別人的創作，視為比自身安危更重要的信念。這幾位「為人作嫁」的導演們苦心孤詣，諒必也有著同樣的信念，才能完成一批當代創作心靈的深刻紀錄。

優秀的紀錄片就如同嘔心瀝血的文學創作，必須以生命灌溉，無法急就章。這些深耕的文學風景是台灣的寶藏，但當然是不夠的。有太多名單可以加進來，被探究、被傳述。這應當是文建會、國藝會、與公共電視未來共同的任務。

                                                                     文訊雜誌2011年3月號

文章引自：鴻鴻部落格http://blog.chinatimes.com/hhung/archive/2011/03/16/626042.html

放映場次表：

文章剪報, 電影 他們在島嶼寫作

小作家的密謀

1961年還在台中一中初中部的林懷民，叩響了《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在台北重慶南路三段宿舍的大門，親切的文壇大師接見了他。 

林海音剛採用了他的一篇小說〈兒歌〉，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能夠嫻熟運用蒙太奇般的手法講故事，感到無比的好奇，於是把他引進狹仄的客廳裡，兩人暢快地交換了寫小說的想法與技巧。林海音覺得林懷民像一個熱切的冒險家，一股腦想闖進文學的國度中，於是鼓勵地說道：「好好的寫下去！有新作品就寄來《聯副》。」 

正襟危坐的林懷民回答：「爸爸要我好好讀書，準備升學，不要再寄什麼稿子給您！」

「爸爸的話要聽，但是如果你真想創作的話，誰擋得住你？」林海音說罷，兩人會心大笑了起來。

林海音並不知道，其實林懷民十分畏懼忙於縣長公務的父親。為了尋求雲林縣長連任，父親林金生總是不在家，四處奔波、拜票與處理地方的紛爭。每每回到家中，父親都顯得十分疲累，口中談的多半是地方政治的合縱連橫，或是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壯志，文學或藝術都只是無濟於事的休閒。

林海音也不知道，小林懷民除了文章寫得好，也是舞癡。五歲那年，家人帶他去看了電影《紅菱艷》（The Red Shoes），林懷民迷上了芭蕾舞者的舞姿與愛情故事，反覆看了七、八遍。在家中模仿螢幕上舞者肢體舞動，把客廳裡的拖鞋全都跳壞，林媽媽趕緊替他特製一雙白色的舞鞋，那是林懷民的第一雙舞鞋。《聯合報》副刊給他的第一筆稿費，也花在生平第一次舞蹈課上。

少年林懷民暗暗密謀：「要逃開政治世家的束縛，就要寫小說！就要跳舞！」

雖然父親要林懷民念法律，希望他能夠繼承衣缽。在考上政大法律系之後，他隨即轉學到新聞系，大三的林懷民跟隨著旅美舞蹈家黃忠良學現代舞，才大學畢業就出版了小說集《變形虹》和《蟬》。文壇的讚譽如潮水般湧到務實與淑世的父親耳中，都顯得荒唐。

有個暑假，林懷民在家中遇見父親。父親問：「你這一輩子究竟想做些什麼？」

林懷民怯生生回答：「我希望有溫飽、有很多唱片，希望讀點書、寫點文章。」

林金生聽了淡淡一笑：「只是這樣嗎？不想想社會責任嗎？」

父親的一笑，把林懷民放逐到一個遙遠的國度，沒有法律、沒有政治、沒有父親的肯定與支持的荒野。

青年舞者的流浪記 

退伍後，林懷民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碩士班，展開流浪生涯。

不過青年林懷民不再逃避，而是充滿自信地流轉於不同的領域間，為了文學的愛好，他到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取得藝術碩士學位；為了舞蹈的夢想，他正式在愛荷華學舞，也赴紐約瑪莎‧葛蘭姆以及模斯‧康寧漢舞蹈學校研習現代舞。

沒有家庭的奧援，學舞成為一件奢侈的興趣。暑假到了，林懷民在紐約郊區當侍者。有一天他在大廳值班，一個客人給的小費，嘩啦啦地從指間散落地上。從小衣食無缺的他發愣了：「該怎麼辦？要呢？還是不要呢？」在不到一秒的猶豫下，他想起自己是個侍應生，沒有理由不彎腰。於是他跪了下來，在太太、小姐們的高跟鞋中間，一夸特、一夸特地撿拾。積少成多，存下的錢不但可以學舞，每天跳六小時，他覺得這是學習舞蹈的最後機會，所以特別賣力。晚上花七角五分錢一張的學生票去看舞，站在劇院的高處，眼睛發亮地盯著舞者的律動，無數前衛的演出，滋養了流浪的舞者心靈。

1972年，林懷民帶著儲蓄的七百美元，展開一趟更遙遠的漫遊，他用學生票，繞道盧森堡、巴黎、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然後回家。

在夏天的夜晚，他睡在公園的石凳上，以背囊為枕，或是住便宜的青年旅館，和背包客交換著旅行的方向。為了趕搭通往曼谷的午夜班機回台北，他提前到達雅典機場，忽然覺得自己不再是個孩子了，假期度完了，社會責任上肩膀了，想起要回到戒嚴時期的封閉島嶼，恐怕再也沒機會浪跡天涯，不禁悲從中來，跑進廁所大哭了一場。

舞動雲門

擦乾眼淚，回到台灣的林懷民很快投身到現代舞的推廣與教育上。

懷著忐忑的心情，在1973年2月9日，到台北南海路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舉行現代舞表演及演講。就在演講結束的晚上，接到俞大綱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今天的演講很精采，年輕人擠滿了現場，我站著聽完！」

林懷民怯怯地道：「謝謝！」

「內人和我明天晚上要到文藝中心看戲，剛好多了張票，你能不能陪我們去？」

縱使對平劇有些排斥，但由於敬畏俞先生，也就答應赴會。從此，俞先生看戲總是剛好多一張票，在俞先生細膩、精闢的詮釋下，讓林懷民認識了平劇，也啟發了林懷民把現代舞與傳統戲曲、藝術與思想結合在舞蹈創作上。

在 1970年代，結合傳統與現代，尋找自己的音樂、舞蹈與文學的呼聲，此起彼落。台灣省交響樂團的團長史惟亮以「中國現代樂府」為名，推廣本土音樂創作，邀請林懷民一起創作。於是林懷民引用《呂氏春秋》中的記載：「黃帝時，大容作雲門……」創辦了台灣第一個專業舞團「雲門舞集」，希望用中國人寫的音樂，讓中國舞者，跳給中國人看。

雲門舞集讓當時貧瘠的文藝環境為之振奮，無論是《寒食》、《哪吒》和《白蛇傳》，不但受到觀眾的歡迎，更獲得評論界的讚譽。可是當時劇場並沒有專業分工，滿腔熱血的林懷民必須要把音樂、編舞、服裝、道具、燈光、場地、票務與文宣等工作，一肩扛下，更要張羅團員的薪資。林懷民總是右手領到政大發的薪水，左手就把錢交到雲門的排練場，應付團員的急需。

在舞台的燈光熄滅，當觀眾的掌聲停歇，他總是要愁苦下一場演出的舞碼，和無窮無盡的行政工作。

有一天，創作遇上了瓶頸，加上團務繁忙，林懷民忍不住向俞大綱抱怨：「創作好像走鋼繩，根本不曉得明天會怎樣，真是要命。而且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必須去做些與藝術無關的事，才能維持舞團。」

俞先生像哄著孩子一樣，勸眼前蒼白與愁苦的年輕人：「別嘆氣！你這麼年輕，努力下去總有出路的。」

林懷民卻不領情地說：「不幹了，我要瘋了！」

不料，這句話惹火了俞大綱。他高聲道：「我活到今天，還想做點事情，把中國文化繼續在台灣傳承。世界亂成這個程度，我得了心臟病，太太中風，我還在努力！」老先生突然大力拍桌子怒斥：「雲門不許停辦！」

於是二十八歲的林懷民強打起精神，繼續編舞與帶領舞團。甚至在1976年帶團赴日本，遭遇破產的危機，也沒有退卻。這時，曾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先生挺身而出，為雲門募款，從此舞者開始定期支薪，舞團也慢慢步上軌道。

失足與起身

雲門舞集並非從此一帆風順，1977年春天，俞大綱因癌症去世，同年史惟亮先生因心臟病去世，在思想上與音樂上引領雲門的兩位哲人遠去，讓林懷民在精神上頓失依靠。秋天，他在演出時，不慎失足，右小腿肌肉破裂，讓他必須暫時離開舞台。

在美國的風雪中穿梭在醫院與舞蹈教室間，離故鄉愈遠，林懷民卻有更貼近鄉土的構思：在苦悶的年代，為匍匐在土地上掙扎的人們發出嘶吼，以滿腔熱血寫作一首屬於台灣的史詩。他在1978年底推出了《薪傳》，敘述三百年前先民渡海前來，蓽路藍縷開拓台灣，綿延香火的故事。

林懷民把《薪傳》獻給故鄉嘉義，就在首演當天，12月16日的早上，美國政府宣布與中國大陸建交，低迷的氣氛瀰漫在嘉義體育館中，六千名觀眾，隨著陳達〈思想起〉的歌聲，步入了台灣的悲歡歲月中。雲門請嘉義農專培植了一方禾苗，當舞台燈光照亮綠油油的稻禾，觀眾瘋狂地拍起手來。林懷民站在後台掉下了眼淚，他知道，故鄉從未看過現代舞的鄉親，是多麼以嘉南平原上的作物為傲。從「唐山」到「渡海」，從「拓荒」、「播種」，到「豐收」與「節慶」，觀眾面對變局的壓力釋放出來，台上與台下一起激動落淚，掌聲久久沒有停歇。

80年代尾聲，台灣錢淹腳目，辛苦拚搏與編舞的林懷民，突然發現原來在台下熱切的眼神，迷茫在大家樂和股票市場上。1988年底，他決定讓雲門暫停，讓自己再度去流浪。

1991年歸來後，他坐在台北街頭的計程車上，和司機談政治、經濟與生活，也慨嘆經營舞團的艱苦。這位司機突然正色問道：「哪個行業不辛苦？」

林懷民一時啞然，下了計程車後，正要駛離路邊的司機突然搖下車窗，高聲說：「林老師，加油！」

林懷民不由得想起在80年代，也曾遇到一位灰白平頭的司機先生，嚼著檳榔，話不多，透過後照鏡認出他，臨下車堅持不收車錢，堅定說：「林先生，要更打拚，要替台灣人爭口氣！」

林懷民發現，雲門舞集是台灣人共同享有的一個夢，他不能中斷台灣人作夢的權利，於是起身，重新舞動雲門。

傳承流浪的基因

正因為貼近台灣的土地，雲門舞集從傳統與鄉土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也才能征服了歐洲、美加、日本等地的舞蹈界與媒體。林懷民獲獎無數，雲門舞集也得到不少企業家的贊助，沒有再傳出財務的危機。2004年二月，當他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時，在授獎舞台上卻聽見他說：「我很不好意思，我要謝謝評審，因為我很需要這筆錢。」

這筆為數新台幣六十萬元的獎金，究竟能夠幫雲門舞集度過怎樣的難關？台下觀眾無不發愣。

林懷民緩緩地說出他的想法，年少時他受過許多人的幫助，現在想成立一個「流浪者計畫」：「讓年輕藝術家可以來申請一筆錢，到海外從事自助式的『貧窮旅行』！」

藉由「流浪者計畫」，林懷民希望台灣年輕藝術家去壯遊天下，透過貧窮旅行，展開自我與自我的對話，追求屬於自己的冥想空間。而且一個人在國外，勢必要與陌生人對談，這樣才能夠擴大視野，汲取不同國家的文化經驗。

林懷民喜歡這麼說：「年輕時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他曾經叛逆與逃避，更曾經徬徨，但他回台灣後，堅持在鄉野的泥土上舞蹈，將傳統與現代融於一爐，而今更把流浪的基因傳承給青年，讓下一個世代的血管中響著濟慈的歌聲：「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流浪。」讓下一個世代去追逐、挫折、反思與重建世界觀。林懷民相信，當漂鳥返家時，父親念茲在茲的「社會責任」，將會播種在台灣的每個角落，鄭重地發芽與茁壯。

【2011/03/31 聯合報╱須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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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5

儒林這個詞，大約屬司馬遷《史記》一篇〈儒林列傳〉最具代表，指的是研究、實踐、傳承儒家經典與思想的眾多人物，這篇列傳從孔子七十弟子開始敘起，一路講到漢武帝朝的董仲舒（及子孫、弟子），「儒」者眾多猶如樹「林」一般。

 

 

【張輝誠／文】

儒林這個詞，大約屬司馬遷《史記》一篇〈儒林列傳〉最具代表，指的是研究、實踐、傳承儒家經典與思想的眾多人物，這篇列傳從孔子七十弟子開始敘起，一路講到漢武帝朝的董仲舒（及子孫、弟子），「儒」者眾多猶如樹「林」一般。不過儒林這個詞，到了清初吳敬梓手中，寫成《儒林外史》，範圍就擴大許多，指的已經是所有讀書人，並且只說外史，因為正史所記錄的重大人物、事件、言論，它通通不談，只管談不起眼的人、事、話語，這些當然都進不了史官眉下，卻讓小說家津津樂道、夸夸其談，並且願意細細編寫，主要原因就是這裡頭有太多意味深長的東西，值得慢慢說講與咀嚼。

讀中學時，不免讀到〈王冕的少年時代〉與〈范進中舉〉，這兩篇分別出自《儒林外史》第一回及第三回。倘若我們有機會再多閱讀一下，就會知道原來王冕並沒有因為能畫得幾筆沒骨花卉而逍遙終身，雖然他毫無作官意願，但卻老被徵聘當官，以至於一逃再逃，最後只得隱姓埋名隱居終老於會稽山中。至於范進中舉之後，開心到失心瘋，被丈人胡屠戶打了一巴掌方才痊癒，原來窮困到必須賣家中生蛋母雞的窘境不再，反倒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送店房，也有來投身為僕的，好容易搬到人家送的新屋內，范進的老媽媽小心叮嚀僕人：「不要弄壞了別人東西！」僕人回答她：「這都是你老人家的！」老人家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僕人又跟她說：「怎麼不是？連我們這些人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媽媽聽了，把細瓷碗蓋和銀鑲的杯盤，逐一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這都是我的了！」然後往後一倒，──居然登時，樂，死了。這些情節，中學課本礙於篇幅，都沒能添入，可惜之至，因為這些個地方都滋味的不得了。

說到滋味，有個人便很值得提一提，匡迥，字超人，他從第十五回底出場，一路擔任主角到第二十回下場，整整五回，在前十五回奔來跑去串上串下的眾多人物中算是份量頗重的腳色，因為像范進這樣特出形象的人也不過才占一回半。匡超人究竟是個怎樣角色值得這樣大書特書？原來他先因家寒無力讀書，跟著賣柴朋友到杭州城記賬，朋友消折本錢，他也回家不得，流落在杭州拆字維生，遇上八股時文選家馬靜資助，得以返回故里，侍奉雙親，盡心盡力，人稱孝子。但這個孝子一有機會混進「名士」、「舉業」與「官場」場中，竟在名利場內完全扭曲其樸實善良本性，成為一個惹人厭的壞蛋。原來匡迥在故鄉取得秀才後，重回杭州遇上杭州名士，學會寫詩，也裝起名士模樣，為了餬口也下海操選時文，更因友人潘保正之故，一起假造文書、擔任槍手冒名頂替考秀才，大賺黑心錢；至此他已經完全不是當初孝親謙和的匡孝子，成了自大、忘恩、負義、違法之人。匡超人的漫天狂語在書中是很醒目的段子，他是這樣吹噓自己：「此五省讀書的人，……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竟無知到給自個兒安上了人死後才會派上的「先儒」名諱，其淺薄可想而知。匡超人之所以變成如此，當然與馬靜在無意中灌輸他錯誤的觀念有關，「人生世上，除了這事（舉業），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只要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也就是說一切皆以舉業為重，啥事都可以不用理睬，這種偏差的人生觀正是吳敬梓藉以嘲諷當時一切以舉業為重的眾多士子，即使一個本質良善的孝子都難逃其扭曲變惡、逐步墮落。

牛浦郎，則是另一個值得說說的人物，他出現在二十回底，直到二十四回上半下場，喜歡讀點書，但慣於扯謊、偷人錢財，偷了詩人牛布衣兩本遺集，發現酬酢往返的都是當朝顯貴，遂自想：「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便將自己改名牛布衣，將詩集占為己有，冒充名士，開始吹起牛皮生涯。尚未大吹特吹之前，倒是先遇上了自稱大詩人的牛瑤。這牛瑤帶著牛浦郎，一路炫耀，卻處處出醜，大觀樓內遇上一個戴方巾的人，牛瑤便向牛浦郎說：「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裡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叩見！」再對王義安說：「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裡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哪個齊大老爺？」牛瑤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得說的了！」兩人正講得天花亂墜，只見兩個戴方巾的秀才走來，一眼看見王義安，一個道：「這不是豐家巷婊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另一個道：「怎麼不是他？他怎敢戴方巾在這裡胡鬧！」走上前，不由分說，扯掉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我們這時方才領悟，原來這牛瑤會的不是什麼大衙門裡的人物，竟是個王八烏龜，牛皮吹得也忒漫天膨脹了。牛浦郎學人走的正是這條假名士之路，貪名好名，只巴望著倚仗功名官場之人，藉此驕人傲人罷了。

再有一個人也值得說說，出現在二十四回到二十六回之間，鮑文卿，是個戲子，明代屬賤民，但他一切作為比起任何人都來得知節守份、有情有意，他敬重受參劾的向鼎知縣，特地在按察使主子面前求情，只為了從小便習唱向知縣所做曲子，直誇他是大才子大名士。向知縣後來逃過彈劾，得知內情後，特地封了五百兩銀子要謝他，鮑文卿卻一釐也不肯接受。此後向知縣高升，半途再次相遇，特邀入衙相伴，衙門裡的書辦得知兩人交情深厚便極其奉承，請他關說幾句，事成之後奉上五百兩。舉「口」之勞這麼好賺的事，猜猜鮑文卿是怎麼答著，他說：「我是個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抬舉，叫到衙門裡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幾句話說得書辦毛骨悚然。結果鮑文卿在衙中一年多，竟未曾說過半字人情。這樣人物對比書中其他各式各樣官場人物、讀書士子、皂囉衙吏，但凡有機會可以上下其手、瞞天過海、暗渡陳倉者，無不想盡辦法扮神弄鬼、塗抹裝飾，藉以中飽私囊、大賺一筆。一個賤民階級能做到有所不為，就很能對比那些無所不為、斯文掃地的狼狽了。

第三十一回末出現的杜儀，字少卿，則是全書最重要的關鍵人物，如果對照清人程晉芳〈吳敬梓傳〉，說吳敬梓是「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竟就是杜儀的翻版，也就是說吳敬梓把自己寫進了《儒林外史》，他和杜儀都慷慨豪爽，樂於助人，左右遠近得知皆來打秋風、刮錢財，他們也不甚計較，終至弄盡家產，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他們才華洋溢，具秀才身分，卻終身不應鄉舉、不赴科考，並且疾恨時文士如讎敵。因此讀書人頗以他們為戒，桌上寫著「不可學天長（縣）杜儀」。就在大家都替他們惋惜，好心相勸：「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杜儀，不，是吳敬梓，這樣回答：「我而今在這裡，有山川朋友之樂，倒也住慣了。不瞞您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著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裡淡然。」真是好一個心裡淡然！唯有心裡淡然，才能真正「冷眼」看穿功名場中、富貴域內的各種「熱中」人情樣貌，也才能真正看清扭曲人性各種光怪陸離的變態，更能看透功名富貴的起滅無定、轉瞬一空的無常，當然，也就更能看盡幾百年來深受八股科舉制度桎梏下的種種士子醜態與官場惡貌。

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明清兩代八股文科舉制度之下，儒林這個詞的集體象徵，已經不是傳習儒家經典的儒者，更不是詩文涵養時代下的名士，儒林已經被科舉輾壓得不成人樣，他們像罐頭裡的魚，擠得醜態百出、寒愴不堪，如果想要當一個完整的、健康的人，只有毅然離開制度、拒絕功名富貴，像王冕、杜儀、吳敬梓一樣，但即使如此，身影看似瀟灑，但其中仍有大悲哀存在，因為真正儒者是「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治世出仕，亂世隱遯，讀書人最後選擇了不走向功名，可偏偏生又不逢亂世，他們究竟抗拒著什麼，不過就是一個晉升的制度，那個制度，恰恰就是一道道扭曲人性的漩渦。

他們最終選擇跳開漩渦，不過大多數人並不跳開，他們不願抗拒、無能抗拒，甚至甘心情願跳入其中，無法自拔。正因為如此，有人冷眼旁觀，有人熱中其間，所以就有了活生生的《儒林外史》。

●名篇摘錄
對於舉業一往情深，執迷不已的人，首推馬靜，他分析歷代舉業發展史，非常有趣：「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作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馬靜這段話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只在乎能否當官，完全不在乎考些什麼，換句話說，他根本不思考制度本身的問題，他只在乎制度能夠得到的好處，這也正是他和杜少卿（或者說是吳敬梓）最大的差異所在。

●比國文老師更內行
《儒林外史》的主題是什麼？據清乾隆元年閑齋老人（學者多認為此人就是吳敬梓）的序：「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可知全書乃環繞「功名富貴」而寫，功名富貴的獵取捷徑卻是透過「舉業」，明朝禮部議定取士之法是：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吳氏在書中透過王冕一語道破這個制度的問題：「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王冕這段話，指出經書的核心問題，經書除了拿來研究、考試之外，最重要的是拿來修身治國平天下，但八股文卻讓經學只墮落成文字之間的安排、推敲與講究。

◎作者簡介         張輝誠
1973年生於雲林縣，原籍江西黎川。自幼於雲林鄉間長大，虎尾高中畢業後，資賦優異保送台灣師大國文學系，後又就讀國研所，目前為博士班研究生，同時亦任教於台北市立中山女高。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離別賦》、《相忘於江湖》、《我的心肝阿母》。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三月號317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文章引自：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97&f_SUB_ID=239&f_ART_ID=304628

文章剪報 儒林外史, 張輝誠

2011/3/23    人間福報   社論

在台灣民間書院講學超過一甲子的經學大師愛新覺羅‧毓鋆以一百零五歲的高齡辭世。他出身滿清皇室，不見容於當道，但他不隨流俗，成立私人書院，為下一輩講說經史子集，春風化雨半世紀，許多著名的大學教授都是他的學生。值得稱述的除了他的學問，最重要的是他的身教，他一生不著書立說，可以說是當代儒者的典範。

由於他出身皇族，從小受業於陳寶琛、王國維等大儒；曾留學日本、德國，到台灣來之後，於五○年代在台北辦私塾「天德黌舍」，後改名「奉元書院」，專心講述傳統儒學，從四書五經兼及諸子學說，由於學院坐落羅斯福路和溫州街，鄰近台灣大學，許多台大的師生都前來聽課，半世紀來學生超過數萬人，學子們都尊稱他「毓老」。

據他的學生張輝誠描述，他首次進入書院，看到黑板右上角留有兩行字「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就深受震撼。七點鐘一到同學們都起立，見毓老精神矍鑠，鬚髯飄飄，緩步走向講台，學生們鞠躬致敬，他伸手揮揮說：「坐！坐！」學生們才坐定，專心聽課。他講課中氣十足，偶爾月旦人物、批評時政，慷慨淋漓，學生們勤奮筆記，深怕漏記一字。

九十八歲時，有一次還神采奕奕的講課，他對學生說：「你們必得要鍛鍊自己，必得要成材，為這塊土地謀點幸福，才不愧為文人。什麼是文人？古曰文人，今曰政治家，經天緯地謂之文。」他講書重實學，不尚空談，也就是傳統所謂的經世濟民之學。他常提醒學生：「以德為本。有德必有成，必有後。」他教化的其實就是儒家的一個「德」字。

和一般大學裡所講授的方式與內容都有所不同，他除了重視學生的品德修養，講經時以經解經，貫通古今，主要在擷取經中的智慧，壯年體力好時，一周講課七日，晚年體力較差，一周也講學三次，兼講《四書》、《春秋》和《易經》。由於他博通《易經》，他自況六十年來謹守「潛龍勿用」這一爻，學生說他「大隱隱於市，講學論道，六十年堅守的正是潛龍之德」。

但是這一條潛龍，儘管沒有受到政界或學界的重視，他「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默默的在台灣社會撒下真正儒學的種籽。

像毓老這樣有學問、有道德風骨的人，在台灣可謂鳳毛麟角，他曾感慨的說：「老師在日本滿洲國時不做漢奸，老蔣時代不當走狗，到現在，人還不糊塗。」「我告訴你們，國不可以亡！到今天為止，我沒有休息過一天，總在思考台灣的未來，你們要努力呀！」這種愛國憂民的胸懷非一般謾談「愛台灣」者所能比擬。

孔子的弟子說起老師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博人以文，約人以禮，仰之彌高，鑽之彌深。」毓老的學生對他也有同樣的讚嘆。台灣社會當前最欠缺的就是儒學精神和道德風骨，我們深為台灣失去了一位經學宗師而抱憾，也期待毓老留下來的道範能夠流傳下去。

文章引自：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21130

圖片引自：http://www.jiese.org/bbs/thread-2527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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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詩中文翻譯：

所謂活著，即就是當下的活著，那是咽喉的飢渴，是看見枝椏陽光的眩暈，是倏忽間想起的旋律，是打噴嚏，是牽著你的手
所謂活著，即就是當下的活著，是迷你裙，是天文館，是約翰史特勞斯，是畢卡索，是阿爾卑斯山脈，是邂逅所有美好的事物，以及，小心留意隱藏不現的罪惡
所謂活著，即就是當下的活著，是可以哭，是可以笑，是可以怒，是自由
所謂活著，即就是當下的活著，是此刻狗兒的遠吠，是地球的轉動，是他處新生的嬰啼，是他處士兵的負傷，是鞦韆的徜徉，是當下時光的流逝
所謂活著，即就是當下的活著，是鳥兒的振翅，是海浪澎湃，是蝸牛的匍匐前行，是人與人間的相愛，是你手掌的餘溫，是我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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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詩中文翻譯：

不要輸給雨， 不要輸給風， 也不要輸給冰雪和夏天的炙熱。

保持健康的身體， 沒有貪念， 絕對不要生氣，總是沈靜的微笑。

 一日吃四合的糙米， 一點味噌和青菜， 不管遇到什麼事， 先別加入己見， 好好的看、聽、瞭解， 而後謹記在心。

  

     朗讀《不怕風雨》 渡邊謙安撫人心

      日本311強震造成巨大災難，日本旅美資深藝人渡邊謙與電影《送行者》編劇小山薰堂成立了「kizuna311」英、日文網站，為在地震與海嘯中受難的災民祈福、募款。

　　渡邊謙表示，日文「kizuna」代表將大夥牽繫在一起的團結力量，他覺得這是日本人民目前擁有的最大資產，也是值得驕傲之處。在日文版網站中，他親自讀著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宮澤賢治作品《不畏風雨》，撫慰人心。

　　生於1896年的宮澤賢治是日本兒童文學家暨教育家，代表作包括《銀河鐵道之夜》等，他出身自這次震災嚴重的岩手縣。宮澤賢治在短詩《不怕風，不怕雨》中寫道：「不怕風/不怕雨/不怕雪天酷寒及夏日炎熱/擁有最強健的體魄…遭遇乾旱時，為世人傷心流淚/遭遇冷夏時，為世人著急奔波/大家都叫你是大傻瓜/不需別人誇讚表揚，也不以為苦/我希望能變成這樣的人。」在影片中，渡邊謙眉頭微蹙，手捧詩集，以堅毅的語調朗讀全詩，畫面上搭配字幕，深具感染力。

　　渡邊謙陸續號召不少各國名人加入支援日本受災人民，包括日本藝人吉永小百合、佐藤浩市等都寫下或錄下祝福的畫面。英文網站則可以線上捐款幫助災民。

本文引自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8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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