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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歌──舞動台灣的林懷民

2011年4月4日

小作家的密謀

1961年還在台中一中初中部的林懷民,叩響了《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在台北重慶南路三段宿舍的大門,親切的文壇大師接見了他。 

林海音剛採用了他的一篇小說〈兒歌〉,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能夠嫻熟運用蒙太奇般的手法講故事,感到無比的好奇,於是把他引進狹仄的客廳裡,兩人暢快地交換了寫小說的想法與技巧。林海音覺得林懷民像一個熱切的冒險家,一股腦想闖進文學的國度中,於是鼓勵地說道:「好好的寫下去!有新作品就寄來《聯副》。」 

正襟危坐的林懷民回答:「爸爸要我好好讀書,準備升學,不要再寄什麼稿子給您!」

「爸爸的話要聽,但是如果你真想創作的話,誰擋得住你?」林海音說罷,兩人會心大笑了起來。

林海音並不知道,其實林懷民十分畏懼忙於縣長公務的父親。為了尋求雲林縣長連任,父親林金生總是不在家,四處奔波、拜票與處理地方的紛爭。每每回到家中,父親都顯得十分疲累,口中談的多半是地方政治的合縱連橫,或是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壯志,文學或藝術都只是無濟於事的休閒。

林海音也不知道,小林懷民除了文章寫得好,也是舞癡。五歲那年,家人帶他去看了電影《紅菱艷》(The Red Shoes),林懷民迷上了芭蕾舞者的舞姿與愛情故事,反覆看了七、八遍。在家中模仿螢幕上舞者肢體舞動,把客廳裡的拖鞋全都跳壞,林媽媽趕緊替他特製一雙白色的舞鞋,那是林懷民的第一雙舞鞋。《聯合報》副刊給他的第一筆稿費,也花在生平第一次舞蹈課上。

少年林懷民暗暗密謀:「要逃開政治世家的束縛,就要寫小說!就要跳舞!」

雖然父親要林懷民念法律,希望他能夠繼承衣缽。在考上政大法律系之後,他隨即轉學到新聞系,大三的林懷民跟隨著旅美舞蹈家黃忠良學現代舞,才大學畢業就出版了小說集《變形虹》和《蟬》。文壇的讚譽如潮水般湧到務實與淑世的父親耳中,都顯得荒唐。

有個暑假,林懷民在家中遇見父親。父親問:「你這一輩子究竟想做些什麼?」

林懷民怯生生回答:「我希望有溫飽、有很多唱片,希望讀點書、寫點文章。」

林金生聽了淡淡一笑:「只是這樣嗎?不想想社會責任嗎?」

父親的一笑,把林懷民放逐到一個遙遠的國度,沒有法律、沒有政治、沒有父親的肯定與支持的荒野。

青年舞者的流浪記 

退伍後,林懷民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碩士班,展開流浪生涯。

不過青年林懷民不再逃避,而是充滿自信地流轉於不同的領域間,為了文學的愛好,他到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取得藝術碩士學位;為了舞蹈的夢想,他正式在愛荷華學舞,也赴紐約瑪莎‧葛蘭姆以及模斯‧康寧漢舞蹈學校研習現代舞。

沒有家庭的奧援,學舞成為一件奢侈的興趣。暑假到了,林懷民在紐約郊區當侍者。有一天他在大廳值班,一個客人給的小費,嘩啦啦地從指間散落地上。從小衣食無缺的他發愣了:「該怎麼辦?要呢?還是不要呢?」在不到一秒的猶豫下,他想起自己是個侍應生,沒有理由不彎腰。於是他跪了下來,在太太、小姐們的高跟鞋中間,一夸特、一夸特地撿拾。積少成多,存下的錢不但可以學舞,每天跳六小時,他覺得這是學習舞蹈的最後機會,所以特別賣力。晚上花七角五分錢一張的學生票去看舞,站在劇院的高處,眼睛發亮地盯著舞者的律動,無數前衛的演出,滋養了流浪的舞者心靈。

1972年,林懷民帶著儲蓄的七百美元,展開一趟更遙遠的漫遊,他用學生票,繞道盧森堡、巴黎、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然後回家。

在夏天的夜晚,他睡在公園的石凳上,以背囊為枕,或是住便宜的青年旅館,和背包客交換著旅行的方向。為了趕搭通往曼谷的午夜班機回台北,他提前到達雅典機場,忽然覺得自己不再是個孩子了,假期度完了,社會責任上肩膀了,想起要回到戒嚴時期的封閉島嶼,恐怕再也沒機會浪跡天涯,不禁悲從中來,跑進廁所大哭了一場。

舞動雲門

擦乾眼淚,回到台灣的林懷民很快投身到現代舞的推廣與教育上。

懷著忐忑的心情,在1973年2月9日,到台北南海路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舉行現代舞表演及演講。就在演講結束的晚上,接到俞大綱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今天的演講很精采,年輕人擠滿了現場,我站著聽完!」

林懷民怯怯地道:「謝謝!」

「內人和我明天晚上要到文藝中心看戲,剛好多了張票,你能不能陪我們去?」

縱使對平劇有些排斥,但由於敬畏俞先生,也就答應赴會。從此,俞先生看戲總是剛好多一張票,在俞先生細膩、精闢的詮釋下,讓林懷民認識了平劇,也啟發了林懷民把現代舞與傳統戲曲、藝術與思想結合在舞蹈創作上。

在 1970年代,結合傳統與現代,尋找自己的音樂、舞蹈與文學的呼聲,此起彼落。台灣省交響樂團的團長史惟亮以「中國現代樂府」為名,推廣本土音樂創作,邀請林懷民一起創作。於是林懷民引用《呂氏春秋》中的記載:「黃帝時,大容作雲門……」創辦了台灣第一個專業舞團「雲門舞集」,希望用中國人寫的音樂,讓中國舞者,跳給中國人看。

雲門舞集讓當時貧瘠的文藝環境為之振奮,無論是《寒食》、《哪吒》和《白蛇傳》,不但受到觀眾的歡迎,更獲得評論界的讚譽。可是當時劇場並沒有專業分工,滿腔熱血的林懷民必須要把音樂、編舞、服裝、道具、燈光、場地、票務與文宣等工作,一肩扛下,更要張羅團員的薪資。林懷民總是右手領到政大發的薪水,左手就把錢交到雲門的排練場,應付團員的急需。

在舞台的燈光熄滅,當觀眾的掌聲停歇,他總是要愁苦下一場演出的舞碼,和無窮無盡的行政工作。

有一天,創作遇上了瓶頸,加上團務繁忙,林懷民忍不住向俞大綱抱怨:「創作好像走鋼繩,根本不曉得明天會怎樣,真是要命。而且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必須去做些與藝術無關的事,才能維持舞團。」

俞先生像哄著孩子一樣,勸眼前蒼白與愁苦的年輕人:「別嘆氣!你這麼年輕,努力下去總有出路的。」

林懷民卻不領情地說:「不幹了,我要瘋了!」

不料,這句話惹火了俞大綱。他高聲道:「我活到今天,還想做點事情,把中國文化繼續在台灣傳承。世界亂成這個程度,我得了心臟病,太太中風,我還在努力!」老先生突然大力拍桌子怒斥:「雲門不許停辦!」

於是二十八歲的林懷民強打起精神,繼續編舞與帶領舞團。甚至在1976年帶團赴日本,遭遇破產的危機,也沒有退卻。這時,曾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先生挺身而出,為雲門募款,從此舞者開始定期支薪,舞團也慢慢步上軌道。

失足與起身

雲門舞集並非從此一帆風順,1977年春天,俞大綱因癌症去世,同年史惟亮先生因心臟病去世,在思想上與音樂上引領雲門的兩位哲人遠去,讓林懷民在精神上頓失依靠。秋天,他在演出時,不慎失足,右小腿肌肉破裂,讓他必須暫時離開舞台。

在美國的風雪中穿梭在醫院與舞蹈教室間,離故鄉愈遠,林懷民卻有更貼近鄉土的構思:在苦悶的年代,為匍匐在土地上掙扎的人們發出嘶吼,以滿腔熱血寫作一首屬於台灣的史詩。他在1978年底推出了《薪傳》,敘述三百年前先民渡海前來,蓽路藍縷開拓台灣,綿延香火的故事。

林懷民把《薪傳》獻給故鄉嘉義,就在首演當天,12月16日的早上,美國政府宣布與中國大陸建交,低迷的氣氛瀰漫在嘉義體育館中,六千名觀眾,隨著陳達〈思想起〉的歌聲,步入了台灣的悲歡歲月中。雲門請嘉義農專培植了一方禾苗,當舞台燈光照亮綠油油的稻禾,觀眾瘋狂地拍起手來。林懷民站在後台掉下了眼淚,他知道,故鄉從未看過現代舞的鄉親,是多麼以嘉南平原上的作物為傲。從「唐山」到「渡海」,從「拓荒」、「播種」,到「豐收」與「節慶」,觀眾面對變局的壓力釋放出來,台上與台下一起激動落淚,掌聲久久沒有停歇。

80年代尾聲,台灣錢淹腳目,辛苦拚搏與編舞的林懷民,突然發現原來在台下熱切的眼神,迷茫在大家樂和股票市場上。1988年底,他決定讓雲門暫停,讓自己再度去流浪。

1991年歸來後,他坐在台北街頭的計程車上,和司機談政治、經濟與生活,也慨嘆經營舞團的艱苦。這位司機突然正色問道:「哪個行業不辛苦?」

林懷民一時啞然,下了計程車後,正要駛離路邊的司機突然搖下車窗,高聲說:「林老師,加油!」

林懷民不由得想起在80年代,也曾遇到一位灰白平頭的司機先生,嚼著檳榔,話不多,透過後照鏡認出他,臨下車堅持不收車錢,堅定說:「林先生,要更打拚,要替台灣人爭口氣!」

林懷民發現,雲門舞集是台灣人共同享有的一個夢,他不能中斷台灣人作夢的權利,於是起身,重新舞動雲門。

傳承流浪的基因

正因為貼近台灣的土地,雲門舞集從傳統與鄉土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也才能征服了歐洲、美加、日本等地的舞蹈界與媒體。林懷民獲獎無數,雲門舞集也得到不少企業家的贊助,沒有再傳出財務的危機。2004年二月,當他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時,在授獎舞台上卻聽見他說:「我很不好意思,我要謝謝評審,因為我很需要這筆錢。」

這筆為數新台幣六十萬元的獎金,究竟能夠幫雲門舞集度過怎樣的難關?台下觀眾無不發愣。

林懷民緩緩地說出他的想法,年少時他受過許多人的幫助,現在想成立一個「流浪者計畫」:「讓年輕藝術家可以來申請一筆錢,到海外從事自助式的『貧窮旅行』!」

藉由「流浪者計畫」,林懷民希望台灣年輕藝術家去壯遊天下,透過貧窮旅行,展開自我與自我的對話,追求屬於自己的冥想空間。而且一個人在國外,勢必要與陌生人對談,這樣才能夠擴大視野,汲取不同國家的文化經驗。

林懷民喜歡這麼說:「年輕時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他曾經叛逆與逃避,更曾經徬徨,但他回台灣後,堅持在鄉野的泥土上舞蹈,將傳統與現代融於一爐,而今更把流浪的基因傳承給青年,讓下一個世代的血管中響著濟慈的歌聲:「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流浪。」讓下一個世代去追逐、挫折、反思與重建世界觀。林懷民相信,當漂鳥返家時,父親念茲在茲的「社會責任」,將會播種在台灣的每個角落,鄭重地發芽與茁壯。

【2011/03/31 聯合報╱須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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