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工出細活的精緻料理猶如百憂解
令人在味蕾的巔峰經驗中忘卻一切
彷如日本動漫《中華一番》裡上天下海般地奇幻呈現
美好的食物果能療癒人們身心內外的病
〈蝸牛食堂〉此片主角是一名命運多舛的失聲女子
然而她卻能在用心傾聽顧客的需求後
以貼心的體會與客製化的調理
端出一份份讓人們重新擁抱幸福的餐點
傳說中吃了便會心想事成的食物並不存在
人們之所以美夢成真的原因
其實是透過飲食了解生活中的感動從不曾消失
因此開啟封閉膽怯的心而勇敢追尋
悲傷無語的廚師在料理中置入細膩的同理
從顧客的訂單中窺見每個人心底不能說的秘密
將撫慰、鼓勵與祝福緩緩隨湯汁熬煮、滲透
於是在他人的笑容裡釋放了自己的苦痛
重拾讚嘆的聲音
拼湊原本碎裂的心
為了食物
也為了當下活著的意義
這是一部伍迪艾倫向巴黎向藝術家致敬的電影
穿梭於時光隧道如寓言般的情節
藉此與畢卡索、達利、布紐爾、費茲傑羅、海明威等人相遇
在想像、詮釋藝術家性格及其創作的同時
亦產出了解構再生的趣味與辨證
這是博學、戲謔的伍迪艾倫式幽默
有輕盈的愉悅也有令人警醒的嘲諷
片中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巴黎地標
凱旋門、艾菲爾鐵塔、紅磨坊、塞納河、左岸、美心餐廳等
但真正吸引人的卻是街道巷弄間的典雅氛圍
以及藝術家彼此間相激相惜相聚的文化魅力
雖然對於片中回顧的眾多名人未能一一熟識
但標舉關鍵字式的畫龍點睛
讓那些擬真的演員舉手投足間盡得重現的精髓
而機智雋永的對白更是在莞爾之餘發人深省、頗有寄託
人文薈萃的美好年代值得追憶、緬懷
風流優雅的大師更使人念茲在茲、頻頻回首
然而神往的悸動終究要回到現實的生活
生命中的至愛不一定在遠方
且真誠地凝視當下
傾聽心的選擇
與有緣人漫步在雨中的香榭大道
創造屬於自己迷濛曖昧的午夜巴黎—–
人很容易被形象所綑綁，
被面子所束縛，
於是，放不下身段，
僵直著心虛的姿態，
罔顧內在逐漸衰頹的繁華，
與不堪一擊的浮誇。
在<武士的家計簿>一片中，
主角將要求帳面與實際數字吻合的態度 ，
落實在生活日用之中，
不管是典當物品以拯救負債累累的家產，
或是儉約務實地慶祝孩子的重要節日，
皆視他人的閒話如陣風過耳，
誠實地面對自己當下的處境，
不講排場，
亦沒有虛矯的奢侈，
這不僅是<訓儉示康>裡強調的儉以養廉、清白傳家，
更彰顯了表裡一致、內外相符的人生態度。
此片以盡忠職守的算盤武士一生，
傳遞了從職場、家庭到人際互動中 ，
一以貫之的原則與實踐，
諧趣寫實的庶民況味與幽微細膩的人情流轉，
和主角的固執堅持形成了令人玩味的反差與莞爾，
憑添了不少會心的柔軟與善解，
是台北電影節裡值得推薦的佳片。
山崎豐子的作品從《華麗的一族》、《白色巨塔》到《不沉的太陽》
向來都是大部頭的社會寫實巨作
不管是批判金融界與政界的利益輸送
還是揭露醫療體系的黑暗弊端
山崎豐子寫來皆是無所遁形、一針見血
這樣的作品令讀者在大呼過癮之際
自也免不了對人性的墮落與社會的醜陋感到沉重灰心
所幸總有一兩個堅持信念的理想主義者
於牢不可破的共犯結構中
進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戰鬥
《不沉的太陽》亦持續了這樣的書寫設計與脈絡
安排主角在陳腐貪瀆的國營航空事業中孤軍奮鬥
原作分上中下三本
改編的電影內容則是合三本重點為一
是以片長共一百九十二分鐘
然而一氣呵成、扣人心弦，
絕無冗贅之感
加上書中內容多半取材現實且有所影射
莫怪乎當初小說出版時曾在日本引發軒然大波
除了真實深刻的動人情節外
渡邊謙在<末代武士>之後
再度演出代表作
並以此片榮獲2010日本奧斯卡影帝
他以堅毅的神情、精準的語氣與收放自如的肢體
詮釋了一個可以失敗卻絕不能被打敗的硬漢
寧可背負著誤解、委屈與不遇
從巴基斯坦外放至伊朗再到非洲
誠如中國古代文人的一貶再貶
然而堅不辭職的背後
是為信念而戰的尊嚴與為民為友的道義
他清楚地知道大環境不會因任何人而改變
但是選擇留下從來不是為了圓滿的結局
而是心安理得、奮戰不懈的努力過程
他的驕傲並非來自外在的光環
而是捫心自問的坦蕩與清白
我來、我做、我無悔
這便是身為勇者最強悍的宣言
<我的名字叫可汗>是一部探討越界的電影，跨越不同宗教、文化、種族的偏見與歧視，在主流與非主流、正常與特殊、對與錯以及愛與恨之間，如何以勇氣面對、以善心同理、以行動證明。
自<心中的小星星>、<貧民百萬富翁>、<三個傻瓜>到<我的名字叫可汗>，印度片的內容取材、拍攝手法與探究深度著實令人驚豔，不管是教育體制的反思、關於命運與存在的辯證，還是對群體非理性的恐慌與暴力之探討，寶萊塢電影工業的多元與用心應該是有目共睹的。
此片仍具有印度片的音樂性與優美插曲，但配合嚴肅的主題並沒有歌舞鏡頭。飾演主角的沙魯可汗演技頗佳，精準地詮釋亞斯柏格症患者的言行與性格，將其單純的執著與表達的笨拙刻畫得絲絲入扣，令人既感動又心疼。
透過主角母親的教誨，傳達了本片追求良善、泯除分別的情懷，全天下的人只分成兩種：做好事的好人和做壞事的壞人，除此之外別無差等。於是不同信仰的男女主角依舊可以結為連理，膚色、種族不同的鄰居仍然可以和睦相處，直到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雙子星大廈被炸毀後，盲目的恐慌與失控的情緒擴散至不同群體之間，進而形成以偏概全的仇恨與對立。
友情、愛情皆可能因此而崩解，惟有無私的愛能再度重建，片中藉著同樣失去摯愛的黑人家庭與主角的相遇相惜，傳達了本是天涯淪落人之間一種相濡以沫的情誼。
為了突顯主題，編劇上難免有些不合情理的設計，甚至將主角神化成英雄般的人物，讓他去拯救災民或是得到美國總統的接見。但瑕不掩瑜，全片最令我動容的其實是男女主角面對失去所愛的心情。女主角失去獨子後哀痛逾絕，心中充滿怨恨而棄絕愛的可能；男主角面對愛妻的口出惡言，則是帶著滿心的悲慟走向救贖的旅途。軟弱的正常人與堅強的特殊者形成對比，再度強調：是愛或恨的本質決定了存在的形式。
「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份子。」這是男主角一心求見美國總統所要說的話。是的！這世上真正恐怖的不會是任何一個人，而是據守一隅的排他思維，唯有以愛拆除藩籬、勇敢越界，那麼，真正的和平才得以降臨。
內容簡介:
在北非群山峻嶺中有一座修道院。在這修道院裡，有8名法國修道士，他們和當地的穆斯林居民相處得十分和諧快樂，經常資助他們、為他們義診。某日，一群法國工人被當地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殺害之後，一種恐懼與敏感，便迅速在這個村莊裡傳開…。
激進教派要求提供糧食醫藥，修道院為村民著想予以婉拒，卻從此為自己惹上了麻煩…。法國駐地部隊聞聲來到修道院，但為不驚動村民，修道院也決定拒絕部隊提出的保護…。
當修道院的處境越來越危急時，他們究竟該留下來繼續修道傳教？還是離棄倚賴他們的村民，也放棄他們來此目地回法國去？頓時讓他們陷入兩難。在幾經考慮後，他們決定全部留下、繼續為修道傳教而努力…。這8名修道士會遭遇到什麼危機？他們又都能安然度過這場劫難嗎？一段觸動人心的感人故事即將登場…。(以上圖片及簡介取自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3823)
我的心得:
影片結束後
有一種想起身鼓掌、表達敬意的衝動
我和身為國文老師的好友竟不約而同地
覺得此片很適合用來說明文天祥<正氣歌>的殉道精神
一部沒有俊男美女、特效懸疑的影片
場景是質樸自然的回教世界
演員是一群中老年的天主教教士
配樂則是演員清唱的聖歌以及片尾的天鵝湖
這樣的一部片子卻從頭至尾吸引全場的目光
劇情鋪陳的每個細節都有意義
每首聖歌的歌詞都呼應當時劇中人的心情
沒有煽情的畫面
卻形塑了鋪天蓋地的張力
修道士的選擇是獻身給神
但是當生命遭遇死亡的迫近
真實的肉身蘊藏了脆弱的人性
又該如何以信仰戰勝內心的恐懼
如何面對隨時來臨的殺戮
是放棄對當地居民的守護
放棄神職人員的誓言
還是傾聽神的召喚、堅守崗位?
最最令人動容的不是他們的義無反顧
相反的，此片真實地呈現了每個人心中的恐懼
沒有人願意坐以待斃
迴避死亡是眾人的共識
然而，終究有比活著更重要的事
那是對神的信仰、對人世的愛、對誓言的踐履與心安
當大家在屢經討論而得出留守的結論後
那一頓在天鵝湖的音樂中輕啜紅酒的最後晚餐
人人臉上既堅毅又忐忑的泫然神情
著實令人看得心酸卻又肅然起敬
此片不見造神運動的去人性化
赤裸呈現了神職人員如凡夫俗子般貪生怕死的一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有教士於半夜號哭祈禱
懇求上帝不要遺棄他
也看到了主事者在眾人決定留守後
在雨中哭泣的沉重與擔憂
若逃離死亡的威脅則有辱神所交付的使命
那麼從容迎向毀棄肉身的命運又談何容易
這就是此片的偉大所在
每一個殉道者的背後都有複雜難解的心緒轉折
求仁得仁從來不只是單純地為理想而獻身
在捍衛生命與實踐信念之間
必是經過往復的掙扎、對話與爭辯
才能夠以信仰面對內心的軟弱與死亡的恐懼
是以充塞著浩然正氣的文天祥亦不得不有「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之嘆
畢竟，人存在的價值不在於生或死的形式
而在於其超越的內涵
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堅守修道院的院長
在面臨他人對其去留的詢問時
他說 :「野花不需要離開土地去尋找陽光，
因為燦爛千陽自會普照萬物、施予恩澤。」
表明了他對神的相信
不論最後結果如何
在這些努力對抗恐懼的殉道者身上
我看到了人性中的神性
官方網站：http://www.youngatheart.com.tw/
片長：90分 上映日期：2011/05/06
《被遺忘的時光》導演楊力州執導，紀錄台灣最高齡的啦啦隊，不管如何都要燃燒自己的生命到最後一刻，為了帶給自己和下一代最熱情溫暖的回憶。
「聯合勸募協會」與「後場音像」將於民國100年(2011)，全力推動「活力老化」新紀元，提倡全民正視已成為高齡國家的台灣以及以正面價值看待我們的長輩，更希望透過楊力州導演的最新力作【青春啦啦隊】讓全民一起台灣的老人家熱烈喝采！！
誠摯邀請你一起加入為【青春啦啦隊】加油打氣的啦啦隊行列~~
頂著南台灣的大太陽，86歲的邢莊小姑娘，忙著參加卡拉ok班，穿梭在來往高雄與旗津的渡輪上、享受海風與陽光；美子奶奶比女兒還要忙，今天是日本舞的演出，明天又是美式啦啦隊的練習；丁爺爺頭頂破了個大洞，
補個兩針一樣要到文化中心報到！行將就木？老而無用？坐吃等死？不好意思，這群爺爺奶奶們實在太忙，哪有吃飽等死的閒工夫？！
這個啦啦隊年紀最大的八十八歲，平均年齡七十歲，卻有著令人咋舌的爆衝精神。為了有機會在世運表演，他們從 2008年10月開始練習，記不住舞步、傷兵不斷，阿公阿嬷們天天吃阿鈣、維骨力強健骨骼，遲暮人生無法避免的生老病死，也在這準備登台的半年中，毫不留情地降臨。這群來自高雄的爺奶們，燃燒自己生命到最後一刻，絢爛迸放的青春火花，在加油吆喝聲中，留給下一代無限崇敬的驚嘆！
在青春啦啦隊的身上，看不見結束，看見的，是我們充滿希望的未來。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記錄片 2011／03月號 印刻文學／提供【楊照／文】
一、
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因而產生了特殊的文學。或許應該說，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因緣際會文學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以是創造了不同的、深刻的文學意義。
那是一個離亂的時代，離亂是那個時代最突出的性質。長達十幾年連續且愈來愈絕望的離亂經驗，鋪在那個時代的底層。先是中日戰爭，接著擴大為世界大戰，大戰結束立刻又引發內戰，內戰中，許多青年跟隨潰敗的國民政府，到了台灣。
到了一個陌生的海島上，遠離了家園，更遠離了原本的親族、地域社會紐帶。海島是離亂的終點，卻又不是。是終點，因為無處可以再退了，海島的背後，只有汪汪無垠的太平洋。不是終點，因為對岸的解放軍還是可能打過來，帶來不堪想像的變化。
離亂帶來雙重的心理壓力。離亂中的人最需要安慰，最需要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在身邊；然而離亂卻同時將大家從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身邊拉走，更糟的，那樣的離亂情境使得任何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繫，都被投以懷疑、敵意的眼光。
風聲鶴唳下的國民黨，眼睛裡看出去，任何一個自主發展的組織，都像是共產黨的地下祕密單位；任何一點對於前途惶惑的表達，都一定會打擊民心士氣。這樣叫那些孤零零又不知明天在哪裡的人要怎麼辦？
幸好，還有文藝這麼一條曲曲折折的小路。國民黨檢討大陸挫敗時，認定了共產黨的思想工作，尤其是運用文藝媒介影響青年這一塊，是個關鍵。延伸的推論當然是應該在「反共基地」加強文藝戰鬥，擴張的文藝政策，讓來到台灣的青年，有了一點喘息的空間。
他們可以藉由文藝，尤其是文學，來打造新的人際紐帶。文藝、文學是相對安全的結社理由，而且文藝、文學能夠在人與人之間產生特別緊密的連結。
那個時代產生的文學社團，很難用今天的概念來理解。五○年代的詩社，六○年代的文學雜誌，其內在同人同志精神，有著驚人的強度。那樣的文學同人，幾乎就是參與其間諸人的首要關係。他們沒有家庭、他們沒有親族、他們沒有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這些原生性更強、聯繫更緊密的關係，隨著戰爭離亂都斷掉了，而且無望恢復，於是衍生性的興趣團體，就變成了他們僅有的核心關係了。
今天我們的「同人」、同好團體，是眾多關係中的一環，和這些眾多關係並置並存，互相重疊也互相競爭。「同人」之外，我們有家庭、有親戚、有同學、有同事、有朋友，但對於許多五○年代開始寫詩的青年來說，除了軍中同袍，詩社的「同人」就是他們關係的一切。
他們在那裡找到依賴，在那裡彼此摸索表達情感的方式，在那裡互相扶持一起成長。底層最根本的，自然是一種相濡以沫的需求，不過文學給了這種需求特別有利的發抒，倒過來，這種需求也給了文學創作特別有利的刺激。
因為是文學，所以他們能夠摸索、嘗試打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專門因應他們現實存在狀態而來的語言。他們需要一種語言，一方面可以傳遞惶惶恐懼、混亂不安、前途茫茫感受，另一方面卻又不會被扣上「打擊民心士氣」、「傳播失敗主義思想」帽子。這種潛意識的需要，配合互相的影響，他們開始向詩的語言，相對模糊凝重的語言偏斜，而且很快又在所有的詩的流派中，找到了「超現實主義」為其認同對象，不是偶然。
他們進一步相濡以沫的互動中，開創自己的感情結構。儘管用的是白話中文，又積極吸收模仿西洋的語法，然而現成的中文或外語中，都沒有可以確切對應到他們特殊情緒表達需求的成分，他們靠著討論文學，靠著徹夜聊天，靠著密集書信往返，更靠著不斷書寫及反覆交換作品，讓一顆被時代折磨得空洞枯萎的心靈，慢慢飽實，成就自我。
這些飽實的心靈，寫出了飽實的文學作品。貧乏壓抑的環境下，台灣五○、六○年代的文學，卻意外地傑出，經歷幾十年光陰移異，依然閃耀著動人的光彩。
這樣一代文學作者，這樣一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值得記錄，需要記錄。
二、
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楊牧，六位作家基本上都屬於這個時代，或者該說，他們都是在那個時代氣氛包圍下，完成了自我文學理念的尋找，並且打造了文學與生命的密實關係。
他們的作品，繼續流傳，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現在的讀者不需花費太多的力氣，都可以找得到他們的作品，甚至不需經過刻意的安排探詢，也可能在各種情況下遭遇他們的作品。
那，為什麼要替他們拍紀錄片？紀錄片所要記錄的究竟是什麼？擴大一點問：紀錄片所要成就的究竟是什麼？
首先，要記錄塑造他們文學根源的那個時代。讓讀者感受到：我們讀到的一首詩、一段札記、一篇小說，其實不過是他們生命關懷映照下的產物，作品底下有人，人的底下，有其他的人，有許多同輩生命交錯組構成的豐厚襯墊。
讀那一代作家作品，這種襯墊的還原呈現，格外要緊。讀今天青壯代作者，他們生存的條件與境遇，和我們基本相同，我們很可以單純運用自然的同理心去接近他們所要表達的文學意念。但若是以這種態度，不經提醒不經準備地去讀五○、六○年代成形的作家，我們必定會錯失他們作品中內在最重要的訊息，將我們想當然耳的以為，當成是他們作品的意義。我們將讀不到讓他們痛、讓他們悲、讓他們喜、讓他們迷的真正人間情感。我們讀了，卻沒有讀到。
還有，今天青壯代作者，文學是他們諸多日常活動中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不在意不理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日子，對進入他們的作品，不會是那麼龐大的阻礙。
那一代的作家，文學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學是他們探索乃至於證成自己是個什麼人的根據，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也就無從掌握他們作品了。
紀錄片要做、可以做的，是透過人來鋪織時代，又回過頭來用時代剪出清楚的人影輪廓。人與時代辨證互相詮釋，彼此燭照，給作品一個可以安放的意義位置。
三、
六個作者，對文學同等專注癡迷，卻發展了和文學完全不同的生命關係。
我們必須知道王文興創作之「慢」，才能了解為什麼唯有「慢」是閱讀王文興作品的基本方法。「慢」意味著不只是速度，更是專注的條件，「慢」讓我們靜下來追究，文字為什麼如此組構；「慢」讓我們幽微思索，文字轉達的情感的來龍去脈。客觀的文字擺在那裡，卻會因為主觀的閱讀速度，而顯現不同厚度的生命經驗。
「慢」也不是一個抽象的速度概念，可以在影像記錄中具體化。知道王文興一個小時寫二十個字是一回事，從記錄畫面中看到他反覆近乎暴力地和形成小說作品的每一個字掙扎，是另一回事。王文興不只是一個和你我不一樣的怪人，他是一個怪得有其充分道理的人。他的道理，逼我們反省自己視之為正常的「快」。
楊牧用半世紀持續不斷寫出的詩，建構了一個與現實生活平行存在的浪漫宇宙。在那個宇宙中，存在著各種角色各種聲音，而每一個角色都比一般現實的人有著敏銳十倍百倍的感官，察覺最細微的光影挪移，登載最飄渺的心緒跳躍；每一個聲音都構成一種獨特的節奏，音樂之前的音樂，幾乎沒有一個雜音，沒有一個草率失誤的雜音。
和他建構起的浪漫宇宙相比，現實如此不純粹，充滿了粗疏大意。要能夠讓楊牧的作品把我們帶入那更純粹，表面平和卻又含藏內在驚悸力量的世界裡，我們可以先看到楊牧如何沉靜地、安穩地排除現實的干擾，所有的戲劇、一切的爆裂轉折都從生活中消退，只存在於他所閱讀及所創造的文學裡。我們驀地明白了：現實的平板與詩的浪濤洶湧，非但不矛盾，而且還是最理所當然的一體兩面。
四、
鄭愁予是「抒情浪子」的原型。在他早期代表詩作中，近乎神奇地將歷史悲劇的離散與無家可歸，改寫成一種生命自我選擇的喜劇。無法停留在一個定點、一個關係、甚至一個記憶上的人，他浪遊來去，那無著的生活方式，正是抒情歌唱的前提。或者說，他沒有其他可以依恃，只剩下抒情的歌唱，因而使得他的歌唱分外動人。
追溯鄭愁予的經驗過程，看到他曾經看到的海港，異國的街道，我們逐漸接近了那浪子原型的來由。在鏡頭上，他自在地進入各種不同環境中，更重要的，自在地進入不同人的生活中，又自在地抽離，他和環境之間，他和別人的生活之間，似乎並不存在絕對的界線，他總是在又不在。我們親眼目睹他這樣獨特的存在形式，飄忽卻溫柔，溫暖卻疏離，於是我們進一步體會了，那些浪子的歌唱，不是語言遊戲，而是鄭愁予提供給一個離散時代的難得藥方，只有具備他那樣存在情調的人，才有辦法提供的藥方。像是余光中的詩中寫過的句子：「我是一個民歌手／我的歌是一帖涼涼的藥／敷在多少傷口上」（〈民歌手〉）。
余光中在紀錄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壯遊者」，從西方浪漫主義汲取養分，從另外一個方向，轉化了歷史悲劇帶來的命運。「壯遊」的背後，是從宗教背景中昇起的「朝聖」（Pilgrimage）概念。求取救贖，就應該選擇一個遠方的聖地，下定決心，忍受折磨，堅決勇敢地朝聖地前去。聖地目標固然重要，路途中所經歷的考驗，最痛苦最恐怖的考驗，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經過了「朝聖」考驗，人於是蛻變成忠誠合格的基督信徒。
這樣一個概念，到了浪漫主義時代，化而為拜倫筆下哈洛德的經歷。他的「朝聖」乃是對於各種歷史與自然奇觀的巡禮，去到非常的地方嘗試非常的感官刺激，於是一個平庸的青年，成長化身而為生命豐沛滿溢的詩人。是之為「壯遊」迷人的浪漫價值。
余光中用詩把離散「壯遊化」了。面對不得已的家國傷痛，他既不逃避也不無奈哀嚎，而是予以個人私我化，成為自己的考驗。必得走過這些考驗，人才成長為詩人，用詩將這些經驗固定凝結下來，予其普遍與永恆的意義。
五、
周夢蝶曾經是台北最美麗的街景，武昌街上一方小小的書攤，攤上擺了各種詩刊詩集。詩人坐在攤前，以其生命姿態和那些書相呼應，卻又和賣書的生意保持若即若離，在亦不在的關係。熙來攘往的人群當然還是多的是為名而來、為利而往的，但在那一條街上，可以確定總還有些人不為名也不為利，為了詩與文學來來往往。
我們看到，並且因而相信了，一種詩人生命的可能性。他們活在俗世間，但俗世真正的意義卻在於鍛鍊各種透視拒絕的方法。詩人建構起自己的「孤獨國」來，然而弔詭地，「孤獨國」真的不是為了隔絕獨居而打造的，「孤獨國」是為了引領所有夜中不能寐的寂寞靈魂而寫的，讓他們得以從忍受寂寞襲擊到享受孤獨的洞見。
周夢蝶以詩為那個時代龐大的寂寞思考，將感官的痛苦轉化為透亮的說理，那亮光刺著眼睛，使人不得不在亮光前遮起眼來，於是在遮眼的瞬間，看見了自己內在某種原本不以為我們可以看得見的風景。
林海音則曾經是台北最溫暖的陽光中心。坐鎮在《聯合報副刊》，《純文學》雜誌與出版的背後，不斷地送出關懷鼓勵，讓原本不知道自己是作者的人，知道了原來自己是個作者；讓原本不確定文學和自己有多緊密關係的人，領悟了文學竟是自己活下去最大的動力。
編輯是文學的拓荒者，又是文學的守護者，守護著所開發出來的，又不斷越過已經耕耘的田地邊界，探入更廣大的荒野。編輯每天打開信件，閱讀一篇篇寄到手上的作品，放下作品，拿出信紙，開始寫一封封的信，聯繫作者，將所有作者攏入一張大網中，大家彼此連結，結成了文學的社群。
林海音代替了許多青年永遠見不到了的母親。給他們一個以文字文學包圍環抱的家庭，給他們許多心靈的兄弟姊妹，對抗那個離散時代尖刻的寒冷。
六、
記錄本身就是一種詮釋。尤其是面對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面對眾多即將消失的記憶。
選擇記錄在那樣的時代中浮現的作家與作品，是一個清楚的立場。那個不一樣的時代，從不同生命體驗中產生的文學，不應該用今天現實想當然耳的方式，草率地閱讀。那樣文學被擺放回其創作者的具體人生觀照中，我們領會其珍奇影響，看到了那些我們自己永遠寫不出來，卻可以和他們同悲同喜的獨特內容。．．．（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91期三月號）
文章引自：http://www.sudu.cc/front/bin/ftdetail.phtml?Part=3070000091&Seq=72781
透過瞭解作家，可以更瞭解作品？細究其實不然。西方最偉大的文學中，寫史詩的荷馬，有沒有這個人都存疑。莎士比亞的劇本，也很多人懷疑到底是誰寫的。在中國，誰又真的認識施耐庵、吳承恩？正因為作者不詳，所以作品可以容納的解讀越豐富。
探尋靈感運作的奧秘
到底是「作品不屬於作者」，還是「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兩種說法其實並不矛盾。固然，我們可以不知設計師是誰，一樣欣賞金字塔或麥田圈；不知創造者是誰，一樣讚嘆一朵無名的小花或一牆塗鴉。但是，人的好奇心是無窮的。面對有名有姓的創作，我們難免會想要探究，曹雪芹和賈寶玉，有幾許異同；莫札特到底是玩世不恭的唐喬凡尼，還是純情的塔米諾王子；而梵谷困窘的生活，又是如何讓色彩燃燒。因為這都關乎創造的奧秘。
然而奧秘是不可能被揭露的，因為連創作者自己也不盡瞭解。瘂弦說詩的靈感「夜半來，天明去」，不可捉摸；商禽往往在散步時得詩，但多少人天天在走詩人的同一條山路，怎麼卻一無所獲？畢卡索曾應法國導演克魯索（Henri-Georges Clouzot）之邀，在鏡頭前作畫，完成曠世奇片《畢卡索的秘密》（Le mystère Picasso , 1956）。但看過的人，又何曾真能理解畢卡索的秘密？
所有對於創作者的研究、傳記，都試圖將現實和作品連接起來，無論是凸顯其間有多少雷同的類比、或是有多大反差的對照。我們渴望知道那精心雕琢的作品背後，是由怎樣無法精雕細琢的人生所餵養。在好奇心底下，書迷跟流行歌手的粉絲其實沒有兩樣。只是八卦雜誌無法滿足我們，我們需要深入作家的靈魂，探看靈感是如何作用的。
撐竿一跳紀錄片
或許，會喜愛文學、藝術的人，都有某種懶。懶得去實地體驗、理解，而希望得到別人整理好的精彩結論。但是一旦得到了，又會有點不平：為何我體驗不到，或明明體驗到卻說不出口，作家、藝術家卻能從容道出。他們到底有什麼三頭六臂？對作者的好奇，油然而生。知道他們如何歷經千辛萬苦，十年一劍，彷彿就可以寬慰自己的無能。
紀錄片就在這裡撐竿一跳，越過了藝術品，直抵作家本身、及其所取材的現實。紀錄片的長處，不是文字所能為的深度論述，而是人物、空間、聲音與光影的魔法。不可能鉅細靡遺照顧作家的每一面向，或深入每一部作品，而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展佈這位作家生命與作品交織出最讓人難忘的片羽吉光。有點像黃粱一夢，只不過，紀錄片通常開始於夢醒之時。這是紀錄片無可避免的宿命──它只能是追挽真實的手勢，而無法真的捕捉到當下的真實。我們無法回到英子在城南玩耍的時代，只能目睹今日景物全非的北京。無法重睹五陵年少、意氣風發的余光中，只能面會一位和藹的睿智老人。紀錄片於是更像在遺址上搭建神殿，透過本人與親友的追述，重新詮釋──而非再現──某個逝去的時空。
在夢醒後釋夢，影像的能耐，自然和文字的詮釋，大相逕庭。文字只能敘述想像，影像卻可以呈現真實。這是藝術紀錄片最誘人的地方。作者的現身說法，無論如何比演員的扮演，有說服力得多。然而同時，作家不是演員，有時演自己還不見得演得好，尤其在攝影機的「脅迫」下，不自覺的武裝，在所難免。紀錄片的成敗，於是也在於導演能否誘導作家「入戲」，讓原本分離的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可以在鏡頭前合體。所以紀錄片的拍攝無法急就章，有夠多時間與被拍攝的對象相處，才能建立彼此的默契，讓對方放下心防，袒露出不假遮掩的本色，甚至願意進入、回到那個創作時的內在自我中去。有時，合作還不夠，必須像精彩的辯論一樣，你來我往，相互角力，才能激發「對手」的實力。所以，之於對象的「尊重」，對一部紀錄片而言，往往是不夠的。導演採取的高度，往往決定了對手回應的高度，也決定了影片的高度。
影像如何呼應文風
去年朱全斌、韓良露為陳映真拍攝的紀錄片《聖與罪：陳映真文學與人生救贖》，以精準的觀點和精緻的製作，為文學家紀錄片樹立了一道標竿。今年由行人出版/目宿媒體規畫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六部紀錄片，又是企圖不凡的一次試驗，為六位不同風格的作家：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楊牧、王文興，做了深入的採訪與紀錄。有了時間、有了周全的前期規劃、有了深具企圖心的導演、有了作家的配合，萬事具備，我們就可能期待，窺見靈感出現的奇蹟。一整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聲音，能不能透過影像，讓我們親炙？
這六部影片普遍採用了大量的訪談（作家本身、親友、評論者、後輩粉絲……）、時代的歷史影像、作家行止的實地探訪、以及作品的再現──再現方式則從誦讀、劇場演出、到動畫，不一而足。這些並不脫一般傳記紀錄片的典型手法，但由於拍攝者長期深耕，敘事與觀點也獨具隻眼，質感和一般報導影片，遂有了明顯的差別。
其中最困難的，應該是林海音的紀錄片《兩地》。林先生已經過世，導演楊力州大量採用作家從前返回北京城南的影像資料，對照現今作家女兒夏祖麗重訪故地的影像，重重回溯，建立起多層次的真實感。更令人驚豔的，是以橫幅捲軸方式敘述呈現的動畫小說，比起《城南舊事》的電影版更為巧妙動人。
最難以影像詮釋的文學世界，則應該是楊牧。楊牧的日常生活相當規律，文字則相應地收斂婉約。詩人幼時出身花蓮的印刷廠，大半生隱身學院，人世的驚濤如在隔岸。曾經激烈的文體開拓，在創作長流中難免為其抒情本質所掩。導演溫知儀《朝向一首詩的完成》以詩般影像回應楊牧的內在世界，佐以戲劇場景模擬作家兒時難忘的片刻時光。詩人讀詩的聲音不時轉化為後輩詩人、與導演自身讀詩的聲音，幽微的美感差異，在其間次第浮現。
對於余光中這樣一位「著作等身」的多面向文人，導演陳懷恩大膽地採取他年輕時期的文章〈逍遙遊〉作為主軸，一方面細數作家的畢生經歷和風格變遷，一方面真實拍攝作家到大陸遊覽、與在高雄定居的各種情景，兩相對照，「逍遙」心魂自然貫穿其間。與上追李杜的壯志相比，詩人日常隨機的幽默，更加可愛，也更能凸顯文如其人的達觀與從容。導演迴避了作家在文壇論戰的爭議事端，聚焦於生活與景致，優雅而層次豐富的攝影，也呼應了作家文字的流麗。
相較之下，陳傳興記述鄭愁予的《如霧起時》，顯得別有用心。除了刻畫詩人自幼的顛沛流浪，也藉著從大陸、台灣、到美國的意外人生歷程，張譜出時代的脈絡。大量的歷史影像回顧，為這位大眾印象中的抒情詩人，挖掘出豐富的生命底蘊。抒情詩行和畫面時而協調、時而衝撞，例如以閱兵隊伍對比詩的撿字排版，拿夜市叫賣對照詩的優雅聲韻，詩與現實的意義彼此更為豁顯，可說是不著痕跡「夾議夾敘」的傑作。
林靖傑《尋找背海的人》透過新生代小說家伊格言的眼光為引，拍攝王文興。王文興的特立獨行，舉世罕見。他提倡「精讀」、身體力行「慢寫」，而極度自然主義風格的語言追求，竟成就最為突兀費解的小說文體。導演先以法國譯者對作家生平與時代的介紹開頭，讓觀眾意識到他們即將面對一位舉世崇敬的人物，然後再穿插動畫、表演，表現不同時期作品的片段。動畫筆觸鮮明，相當能呼應王文興處處設障的文筆；舞台演出的《家變》又近乎表現主義般強烈，思古地重現了紀州庵故居的生活空間。
更令人震撼的是，片中以監視攝影機的角度，偷窺般拍攝到王文興的創作過程。王文興多次自述他喜以筆在稿紙上打拍子、畫曲線，然後再以文字「翻譯」其音樂節奏與畫面線條的獨特創作方式。然而，在影像紀錄下，那苦思的狀態顯得何等激動、暴烈，令人震怖。那似乎是作家自己也無從意識的一個深淵，藉著寫作才得以釋放出來。
這種十分內在的創作儀式紀錄，確是可遇不可求的，卻真能表現文學既神秘又珍貴的質素。作家苦行僧般為創作而活在獨特的狀態裡，無論是周夢蝶與王文興的儉樸、余光中與鄭愁予的浪遊，或是家人貼心呵護楊牧午睡的習慣，都是一種視創作比生活更重要的執著。林海音在風聲鶴唳的年代，為了鼓勵年輕作家，不惜風險刊登她喜愛的篇章，則更是將傳述別人的創作，視為比自身安危更重要的信念。這幾位「為人作嫁」的導演們苦心孤詣，諒必也有著同樣的信念，才能完成一批當代創作心靈的深刻紀錄。
優秀的紀錄片就如同嘔心瀝血的文學創作，必須以生命灌溉，無法急就章。這些深耕的文學風景是台灣的寶藏，但當然是不夠的。有太多名單可以加進來，被探究、被傳述。這應當是文建會、國藝會、與公共電視未來共同的任務。
文訊雜誌2011年3月號
文章引自：鴻鴻部落格http://blog.chinatimes.com/hhung/archive/2011/03/16/626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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